第五章　战争的乌云

题。他与一位极具洞察力的弗赖贝格的经济学家和魏玛的立法者格罗·冯·舒尔策-盖沃尼兹建立了友谊。盖沃尼兹总对他说：“你什么时候见见我的儿子格罗就好了，他现在不在家，在大学学习国际金融。”杜勒斯将此事记在了心中并决定有机会一定要见一见盖沃尼兹的儿子。

1918年停战后没几周，一种不安的感觉开始侵袭着杜勒斯，许多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德国人不愿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也不会接受这场战争的失败。此时漫步在柏林的街道上，杜勒斯对此更加肯定。他亲眼目睹了人们对巴黎和会的愤怒和抗议，要求把德国的战争领导人，如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作为战犯交出来。在他看来，德国工人愿意追求和平，但军方显然并非如此。杜勒斯看到几千士兵在柏林游行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即人们所称的“卡普政变”，但没有成功。他了解到，在柏林一家豪华酒店中，好战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将那些在乐队演奏《德意志高于一切》时拒绝起立的法国官员们从舞厅里扔了出去。1920年4月底，杜勒斯离开了德国，他确信德国国民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

25岁的玛莎·克洛弗·托德认为，在巴黎基督教青年会的食堂为美国代表团服务的工作过于乏味。但能够趁机溜进克里翁酒店，瞥一眼急匆匆走向巴黎和会的忙碌的代表，让她多了几分兴致。克洛弗——人们都这么叫她，从未偶遇杜勒斯（他已是蒙帕纳斯的豪华斯芬克斯妓院的常客）。要知道，任何漂亮的女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他如果见到过克洛弗，就一定会注意到这位身材苗条、穿着时尚、美丽得摄人心魄的纽约姑娘。她颧骨很高，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相片上看起来总是很深邃。克洛弗声音轻柔优雅，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总是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品质。她的家族有抑郁症史，在未知和神秘事物的诱导下，克洛弗会突然失控。1920年夏天杜勒斯返回美国后，在沃特敦的一个家庭派对上遇见了她，两人立即坠入爱河，三天后他便向她求婚。他们旋风般的罗曼史震惊了双方的家庭。克洛弗的父亲，亨利·托德是哥伦比亚大学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自命不凡的势利眼。他废寝忘食地审查了杜勒斯的背景资料，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中找到这个年轻人所写的《布尔战争》一书时，心中生起一丝敬佩。（他从未意识到作者当时只有八岁。）即便如此，杜勒斯还是要历尽千辛万苦来说服托德家族，尤其是他未来的岳母，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但克洛弗早有察觉，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有一次，杜勒斯带她去普林斯顿度周末时，曾把她晾在一边，自己去跟福斯特打网球。

托德家极不情愿地在8月4日的纽约报纸上宣布了两人订婚的消息。两个多月后，克洛弗和杜勒斯在她祖母的巴尔的摩公馆举行了婚礼。婚后不到一个月，这对新婚夫妇便登上了奥林匹克号去了法国，又从那里悠闲地乘坐东方快车前往杜勒斯的下一个外交驻地——现在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大使馆高级专员的副手，主要任务就是在奥斯曼帝国为美国寻求石油利益，另一份更重要的工作是监视大约13万名涌入土耳其境内的俄罗斯难民，以及高加索边境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

在杜勒斯的监管下，大使馆设立了一个无线电台，用以拦截布尔什维克党从莫斯科发往其他各地的电报。大使馆还专门组建一个团队，每天花数个小时破译电文。克洛弗的美丽优雅已经传遍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因为杜勒斯总在使馆的派对上炫耀自己的妻子。他们的住所是一所带小花园的乡间庭院，可以眺望蓝宝石一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美景。克洛弗给家里添置了新的家具和波斯地毯，还利用下午时间给在苏联“内战”中受伤的白俄罗斯士兵上英语课。

克洛弗在君士坦丁堡的第一年非常幸福，但他们婚姻中的紧张气氛在她身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显露了出来。杜勒斯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享受与权贵过从甚密，但内向的克洛弗对此毫无兴趣。杜勒斯外出工作的时间总是很长，当他和妻子一起旅行时，他常常抛开她去追求自己的情趣，令她黯然泪下。还有他的红颜知己，可谓是数不胜数。他与贝蒂·卡普，一个能干的高级委员会秘书关系亲密，擅长“斡旋”，还有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美国传教士范妮·比林斯之间有着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因为她们两个也是克洛弗的好友，克洛弗也没有多想，但其他的女人她就不能肯定了。艾伦每次离开时都给她写长长的情书，答应回来后做个更好的丈夫。但克洛弗很快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

他们于1922年3月返回了华盛顿，杜勒斯成为国务院近东事务部的负责人。他和克洛弗的生活交集越来越少，他经常到国外旅行。他们分开后，他经常写信给克洛弗说自己夜晚参加镇上的派对，和其他女人跳舞，克洛弗对此不予理会，她正忙着照料长女（克洛弗·托德，他们叫她托蒂），而且又怀上了第二胎。杜勒斯在家中时，总是埋头研读课本，因为在福斯特劝说下，他报名参加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夜校。杜勒斯在给克洛弗的一封信中承认，在结婚四年后，“我变得越来越糟”。他感到很内疚，但却不足以让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克洛弗将更多的精力都用在孩子们身上，而杜勒斯却觉得她的行为越来越稀奇古怪——有时喜怒无常不可预测，有时大吃大喝浪费金钱，或是离家漫无目的地闲逛。

1926年9月，福斯特说服了他已经获得法律学位的弟弟，放弃驻外事务处那种窘迫的生活，到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就职，那是一家总部位于华尔街49号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目前拥有55名律师。不久，杜勒斯的薪水就达到了六位数，他凭借着自己的国际人脉为事务所招揽了大量的生意。这笔钱足够他在长岛北岸的劳埃德奈克购买富丽堂皇的避暑别墅，更不用担心他的妻子会花光他的银行存款了。

杜勒斯一直怀揣梦想，希望某天可以像他的外祖父和姨夫那样登上国务卿高位，于是他继续涉足外交事务。他加入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短文，成为“高级密室”的常客，这是一间位于东第六十二街的公寓，纽约顶级金融人物聚集在一起畅谈和分享他们在海外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和情报信息。1927年，国务院还聘用他作为代表团团员兼法律顾问，参加限制世界海军强国战舰数量的国际会议。现在，杜勒斯作为一名国务院的顾问，又是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尤其是拥有众多国外客户的律师，显然会面临很多利益冲突。当时，八卦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还曾质疑身兼两职的杜勒斯其工作的正当性。他的外交工作很快引起了约翰·埃德加·胡佛手下特工们的注意，尤其是他与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是共产党或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来往。经过调查，特工们最终断定杜勒斯没有任何不法行为。尽管如此，在杜勒斯此后的生活里，胡佛为这名年轻律师建立了档案，并不断地添加特工报告。然而，人手不足的国务院需要依靠杜勒斯这样的外交专家，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也意识到，杜勒斯的外交事宜为事务所打开了新的大门，所以非常乐意给杜勒斯批假，让他与美国裁军代表团一起游览欧洲。

1933年，在一次陪同任务中，杜勒斯与阿道夫·希特勒共度了一个半小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遣华尔街银行家兼外交官诺曼·戴维斯前往欧洲各国首都，再次尝试阻止迄今为止都无法遏制的欧洲大陆军备竞赛。4月8日下午，杜勒斯陪同戴维斯在威廉大街总理府会谈，其间他安静地坐着记笔记。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