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的乌云

锻炼成了一名合格的间谍。他同时还培养了其他情报官员，尤其是与他分享了德国防御情况预估这一重要信息的瑞士情报官员。他发现了当地新闻记者们从未报道过的个人见解很有价值；他掌握了如何利用中介机构——间谍贸易中所称的“中人”——从一些线人那里获得信息，但线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落入美国人之手；他学会了用“表现力强的英语” 撰写准确而清晰的情报报告，这样可以让国务院官员一目了然。杜勒斯还发现作为一名间谍必须灵活机动且具有创造性，他开始将情报搜集与度假相结合。例如，周末到日内瓦湖北岸的沃韦打高尔夫球的同时约见附近的波兰线人，此人掌握着关于德国进军苏联政治和军事的有用情报。他还让哥哥每周从美国给他邮寄网球，然后他将这些球赠送给像他一样痴迷于这项运动的瑞士官员。在网球非常紧俏的伯尔尼，这样做对信息交换非常有用，以至于当一个奥地利外交官申请加入本市最好的网球俱乐部时，那些瑞士军官会因担心失去杜勒斯的供应而集体排斥他。

针对德国进行的秘密行动让杜勒斯十分兴奋。“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窥探德国佬，偶尔还能糊弄糊弄他们；同时还能发现他们的一些习惯，常去的地方和他们做的计划。”杜勒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之前从未做过这么有意思的工作，或接触过这么多有趣的人。”但很快杜勒斯就意识到，一个好的情报员必须能够应对来自情报的“冲击”且具有与兜售情报之人斡旋的能力。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常被各种传闻和故事所围绕，什么即将到来的德国军事袭击、什么同盟国的政治阴谋、什么来自敌对国家的和平试探等等。我们必须进行筛选调查，并竭尽所能地接近真相。”他怀疑在多达几百人的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持不同政见者中，有些接近他并提供消息的人可能是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将所获得的情报报告回自己的间谍机构。事实上，杜勒斯也曾受到过沉痛的教训：那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必须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理清线索，不仅如此，还得做到永远都不要拒绝潜在的情报来源。

美国公使馆之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对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人可以避而不见。这也许可以作为那一次杜勒斯不打算放弃与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孩的网球约会，而拒绝与一个致电美国公使馆的苏联共产党人会面的理由。刚到伯尔尼不久的杜勒斯对那天下午的来访有点应接不暇，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当班，其他人早就下班了。此时，一个德语中带有浓郁苏联口音的人突然来电，坚持说他务必要与有关人员谈话。杜勒斯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请在次日早晨公使馆开门的时候来访。那苏联人不依不饶地说，明天就来不及了，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跟美国人谈谈。 “对不起！”杜勒斯生硬地回答道，“只能等到明天了。”随即挂断了电话。而那位打电话的苏联人竟是流亡到瑞士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次日早晨，列宁便在迫切希望通过这些共产党人让苏联停战的德国官员帮助下，从伯尔尼登上了返回苏联的列车。列宁很可能有意提醒美国人他正打算那么做。自此以后，杜勒斯在中央情报局的每届迎新大会上作为训诫强调这件轶事：永远不要拒绝任何一次约见——哪怕是最为可疑的人。

杜勒斯同时还发现，与女人的私情同样存在危害。在得知自己开始约会的一个在美国公使馆工作的捷克女人居然是一名德国特工时，他震惊无比。接到上级的指示，最后一次晚餐后，杜勒斯可以步行送她回家，但得在街角停下来。这时，两名英国大使馆的官员突然冒了出来，他们似乎与那名间谍也有未了事宜，迅速地把她带走了。杜勒斯一直都不清楚在那个女人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接着是拉斯穆斯·拉斯穆森。1917年秋天，此人来到了公使馆，声称他刚刚抵达欧洲，所乘的船上搭载着从美国遣返的德国战俘。他还告诉杜勒斯和休·威尔逊，伯尔尼的德国特工招募他返回美国为柏林充当间谍。他们相信了拉斯穆森的故事，以为他痛恨德国人，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双面间谍，便付给了他酬金，让他弄清楚敌方想让他在美国做些什么，并把他送回了美国。没想到拉斯穆森竟然精神出现了问题，这点在他登陆后不久就被埃利斯岛移民局发现了。他们把他关在了精神病院里。拉斯穆森怀疑是伯尔尼公使馆给他设了局，想方设法地说服了精神病院里的看护得以逃脱，还发誓自己要穷追杜勒斯和威尔逊，还要买手枪杀死他们。杜勒斯对这位“狂人”（他在备忘录中对拉斯穆森的称呼）感到害怕，要求美国国务院确保永远不要给他签发任何靠近瑞士的护照。

杜勒斯每天早晨都要在公寓里边读《法兰克福日报》，边喝咖啡。1918年11月第一周，德国报纸上的新闻令他震惊，其中有大量关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负面报道。而他浏览过的其他报纸上有关的新闻都是正面的。在长达一个月的默兹-阿尔贡战役中，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已经分别签署了休战协议。杜勒斯11月5日写信给母亲说：“战争已经胜利。”六天之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他知道在伯尔尼的工作又将回归到无足轻重的外交事务中。

1918年，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流感使杜勒斯的身体也日渐虚弱。他鼓足了所有的力气游说“姨夫伯特”让他加入威尔逊总统率领的大约由400个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起参加几日后的巴黎和会。罗伯特同意让杜勒斯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参会，还批准了现今纽约著名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里冉冉升起的律师新秀福斯特加入他的团队，主要讨论战后德国的赔款问题。

没过多久，杜勒斯就成为了在法国首都的美国代表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帮助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划定新的边界，配合向美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分发成千上万的情报报告，并在全体会议期间给总统递纸条提建议。到1919年11月，他所监管的事务范围更加广泛，杜勒斯被他的代表团称为“百事通专家”，但此时他却准备离开巴黎。过去一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各国总理之间台前幕后的权力之争，这一切令他身心疲惫。而且他认为对德国要求的战争赔偿很不现实。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提到，自己帮助欧洲中部所划定的“新边界”，让那里的人们像商店里的“蔬菜”一样被移来移去。另外，美国参议院内对《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的反对意见正在形成，也让他对自己的国家颇为失望。

11月末的时候，虽然很想家，杜勒斯还是接受了一个在柏林执行的为期三个月的任务。“巴黎和会之后，我要吃一堑长一智。”他给一位同事写道。为与新德国魏玛政府部门建立关系而成立的美国委员会就设立在威廉广场7号一个庄严却有些破旧的房子内。杜勒斯很快就发现这是最具挑战性的外交职位之一。但他很高兴能与曾在伯尔尼一起共事的同事休·威尔逊和弗雷德里克·多比埃尔等再次团聚。柏林食物短缺，盗贼几乎无所不偷，漫步在街头的人日日惨遭抢劫。好在杜勒斯可以支付得起城市里的奢侈品和佣人了，不仅一美元能换到100马克，而且每月仅需支付两美元给佣人就能享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杜勒斯是这次任务的副手，也再一次成为了事实上的情报官。他驱车游历了整个德国，仔细了解了这里的工业生产情况、农作物种植情况和城市的现状（如他指出，莱比锡不像柏林一样肮脏凌乱）等，并将观察所得记录下来，通过电报发回了华盛顿。他参加了共产党人的秘密会议，采访了慕尼黑（“比柏林更易相处的地方”）的政府官员，与激进的社会党人（“可能是德国人中精神上最诚实的人”）讨论政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