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的乌云

1940年6月14日早晨，艾伦·杜勒斯坐在扶手椅上，身旁的收音机里传来德国军队开进巴黎的消息，当时他双手掩面哭泣。20年来，他一直在担忧这一天的来临。他也丝毫不惊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国的失利。

1916年5月，杜勒斯进入了美国国务院。一个月后，他搭乘费城号商船前往欧洲，到维也纳执行第一项任务。他因放弃国民警卫队的工作而感到内疚，但国务院阻止了美国陆军试图挽留他的计划，坚持认为他作为一个外交官比扛枪当士兵对国家更有价值。可国务院仅仅为这位新上任的外交秘书开出了1500美元的年薪。他的外祖父得从自己的支票簿中每月给他划拨200美元，补贴他那微薄的薪水。

7月18日，杜勒斯抵达维也纳，并迅速投入了繁重的工作，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另外五名外交秘书。维也纳曾是一个沉睡的“前哨”城市，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这里突然成了一个繁忙的任务集中地。杜勒斯负责处理护照申请，破译加密的外交电报，但这些工作对于因战争困在那里又身无分文的美国人来说，几乎算不上帮助。

第一眼见到弗雷德里克·考特兰·彭菲尔德时，杜勒斯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此人来自康涅狄格州，曾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新闻工作者，但是作为驻奥匈帝国的美国大使却有些力所不及。有一天，彭菲尔德让他的初级办事员送衣服去干洗，杜勒斯傲慢地回答说：“我可能是你的三等秘书，但不是你的贴身男仆。”杜勒斯有资格不听话，但彭菲尔德却不能报复“老大的外甥”。一年前，罗伯特·兰辛取代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成为了威尔逊的国务卿。杜勒斯并不羞于使用这种人脉关系。他在国务院任职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通过秘密渠道为“姨夫伯特”提供自认为不能通过正规渠道简报获得的个人备忘录或诋毁像彭菲尔德这样表现不佳的外交官的信息。

在维也纳的日子里，杜勒斯抽空欣赏了维也纳举世闻名的交响乐。他发现这座城市的歌剧和剧院质量都属上乘，而且餐馆里的精美餐饮比巴黎要便宜得多。他还练习了此生所钟爱的网球，参加了当地举行的网球赛。尽管到晚上已经疲惫不堪，他还是腾出时间去上德语课（他从小就精通法语，但一生中都在为德语纠结）。杜勒斯并不满足于整日处理琐碎的文书。因彭菲尔德对情报搜集并不上心，杜勒斯开始涉足情报工作。他与奥匈官员和其他外国外交官建立了友谊，将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信息发往华盛顿。

1917年4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杜勒斯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伍德罗·威尔逊终于放弃了美国的中立立场，尽管在1916年的连任竞选中，他提出“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但美国商船和客船一再遭到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4月6日经国会通过后，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一直到12月7日，美国才正式对奥匈帝国（联合了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的同盟国）宣战。早在4月6日晚上，国务院就责令美国使馆从维也纳撤离。杜勒斯在从巴黎给母亲发出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在军队得到一个真正可以发挥作用的职位，我认为参军会更好一些。”这时候，“姨夫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发函给外甥令其乘火车到中立国瑞士，加入位于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

瑞士的首都城市伯尔尼位于该国中心的西部高原，阿勒河蜿蜒着绕过老城区，如今城中涌入了成千上万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杜勒斯看到他称之为“不断变化的名流望族们”疲惫地前行：希腊皇室成员、西班牙公爵夫人、荷兰王妃、霍恩洛厄亲王……风景如画的城市里，传统的伯尔尼家族和贵族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思维。“非常傲慢、非常自大，根本不屑于和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有任何瓜葛。” 他这样写道。在他看来，最令人着迷且让人愉快的是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苏联的外交官们。不到一年时间，25岁的杜勒斯就被提升为二等秘书，他的工资也增加到了年薪3555美元。但他发现即使加上由父亲帮忙打理的美国股票的利润，目前的生活仍然有些拮据。伯尔尼正在面临食物，尤其是黄油、奶酪和食糖等短缺的困境，而且物价极其昂贵；住房供应也极其紧俏，租金高到根本负担不起。杜勒斯不得不在昂贵的贝耶乌尔宫酒店住了长达一年时间，后来终于在老城区找到了一间七居室的公寓与公使馆的武官一起合住。

美国在伯尔尼的“前哨”位于老城区的鄂斯康格拉本，一家简陋的房子便是指定的公使馆。更糟糕的是，一开始，美国政府只派了小团队驻留，工作人员的数量远远少于一个大使馆。因为美国已经参战，处于欧洲交战国旋涡之中的伯尔尼公使馆，已经变成比维也纳的大使馆更加忙碌紧张的地方。杜勒斯所在的团队中都是一些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如休·威尔逊（公使馆中排名第二的高效率办事人员）和弗雷德里克·多比埃尔（同杜勒斯一起从维也纳调来的人员）——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杜勒斯在战略情报局的同事。公使馆的头号人物普莱曾特·斯托瓦尔，是另一位“讨人喜欢”的新闻工作者，他与威尔逊总统有政治裙带关系，但其能力还不如维也纳的彭菲尔德。杜勒斯很快就给“姨夫伯特”寄信把斯托瓦尔贬得一无是处。

随着后援的到来，公使馆在老城区租下了第二间宽敞的房子。房内有一间木质装饰的富丽堂皇的餐厅，现在里面放满了办公桌，杜勒斯就在那里办公。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基本上没有时间参加无休止的外交巡游派对。但他仍设法在周末挤出时间去打网球和高尔夫，或者攀登芬斯特腊尔霍恩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最高的山），还会去追求女孩子。杜勒斯开始在社交场合中变得有些像花花公子，试图通过时髦的衣服和高雅的举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没有什么得力人手，杜勒斯就成了大家默认的公使馆情报官员。他发现伯尔尼到处是兜售信息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外国人”，他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捷克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黑山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不同教派的苏联人、自由的奥地利人和变节的德国人，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几乎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其中一个‘可疑人物’；他们还会突然出现在公使馆的办公室想要寻求帮助，这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其他公使馆的办事人员比美国的多得多，杜勒斯估计，德国大使馆有“好几百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把时间用在清理情报上。杜勒斯第一年所住的贝耶乌尔宫酒店里，外国使节雇佣的女佣和旅馆侍者会例行公事地搜查客人房间，抢夺文件为他们的秘密雇主所用。在酒店的宴会厅里，来自交战国的外交官们一边吃饭，一边伸着耳朵偷听邻桌的谈话。

斯托瓦尔任命休·威尔逊主管外交运作，后者则分配杜勒斯作为公使馆的侦察兵报告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地区事务。对于这位年轻的二等秘书，在伯尔尼的这项任务算得上是最好的工作了。瑞士的报纸到处都是关于奥地利和德国的花边新闻。西班牙在整个“一战”中都保持中立，在西班牙公使馆的协助下，他可以秘密地获得一些有关同盟国的情报。

杜勒斯的一天通常都是这样度过的：与一位能够给他带来有关奥地利“内部情况”的冗长备忘录的波兰线人共进早餐；之后在办公室花一个小时与一位欧洲南部的熟人讨论匈牙利反对党的情况；再利用剩余的时间编辑一份由“秘密线人”提供的关于“德国控制瑞士商业和政治计划”的报告发回华盛顿。

在伯尔尼执行过的那些任务将杜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