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谍报技术

密情报的隐形墨水、一种可以溶化在饮品中的K药片、一种名为“L药丸”的可以迅速咀嚼吞咽的自杀药丸。

一天下午，在农舍外面的帐篷里，赫尔姆斯等24名新兵站成一圈，中间站着一个个头不高、略微消瘦、头发斑白的中年男子，戴着黑框眼镜、嘴巴细得像条缝、讲话有浓重的英国口音。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乡村牧师，而不是要教他在打斗中如何使阴招的教官。但威廉·尤尔特·费尔贝恩对他的行当可谓是游刃有余。间谍同事所熟知的W. E. 费尔贝恩少校，从1925-1940年间一直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助理。在此期间，他追捕毒品走私犯、捣毁犯罪集团、枪击绑架犯和武装劫匪，率防暴队在上海英租界的街道上平息暴乱2000余次。自1940年以来，他开始在英国陆军中教授突击部队近身搏斗。直到多诺万与英国特别行动处接洽，让他们同意战略情报局借用他，指导他的间谍和突击队如何在“阴沟”战中使用手枪、短刀和柔道。这位低调而彬彬有礼的费尔贝恩，展现了近距离病态般的杀伤手段，他走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有的训练营，教授令人恐怖的课程。

费尔贝恩对赫尔姆斯和其他E区的学员说道：“这是战争，你们必须在瞬间抓住并进攻对手。如果你让他先进攻，你就只能处于防守状态，唯有硬着头皮应对了。”费尔贝恩首先展示了如何用刀子或其他任何可找到的尖锐东西搏斗。他解释说：“拿刀的时候刀尖一定要朝前并向前刺伤对方。刀尖朝下藏着，万一你错过了目标，很可能会刺伤自己。”如果在酒吧里打斗，“不要伸手去拿凳子。抄起一个酒瓶，在吧台上敲碎，直接用参差不齐的破口划向对手的脸”。

如果他们蠢到“既没有带手枪也没有带刀”，费尔贝恩还有一系列可造成严重伤害的拳法，如“老虎爪”——去挖眼睛，“推下巴”——用右手跟猛推下巴，或“一剑封喉”——一种空手道手法，直接砍喉结下一英寸的地方立即毙命。有些动作让赫尔姆斯不寒而栗。要让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安静下来，“抓住她的下唇。”费尔贝恩建议，“如果那还不能令她噤声，手握住她的嘴，给她脸上来一巴掌。”

每一个动作的演示，费尔贝恩都要一名学员做陪练。他用手指了一下赫尔姆斯，命他来到了临时画圈的中心。赫尔姆斯比教官高几乎一头，但他讨厌这样被单挑出来。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运动员或拳击手，他曾在威廉姆斯学院设法赢得了一件字母毛衣，但那是大一做足球队守门员的时候，那个不需要太多的体力。

“抓我的私处。”费尔贝恩命令道。

赫尔姆斯试探地伸出手去抓少校的腹股沟，仿佛摸着一个煎锅的“热把”。

“不够好，”费尔贝恩喊道，“冲我来！”

赫尔姆斯抓住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永远搞不懂。但就在那一瞬间，他腰背酸痛地躺在草地上，仰望着满脸堆笑的费尔贝恩。

在第二周快要结束的时候，赫尔姆斯被派出去执行两个“计划”——这是战略情报局训练学员所使用的术语，测试学员新学到的间谍技巧。比如，如何混进一个地方政府机构或国防工厂窃取重要文件或某公司最近的军工生产数字。如果工厂工人或当地警察逮到他们，那就更好了。这样可以给学员们一个机会，看他们如何试图摆脱困境。

然而，这些计划已经成为多诺万间谍机构和受害者之间的“痛点”。当白宫和内阁机构的高层官员得知这些充满进取心的学员试图用假冒的政府文件和伪造其签名的证件混入工厂时，官员们勃然大怒。胡佛听说一个战略情报局学生冒充联邦调查局学院的毕业生时，被彻底惹恼了，他威胁要起诉联邦特工抓住的所有 “密谋者”。

警察也厌倦了被呼来喝去地解决这些恶作剧。就在赫尔姆斯到达的前一年，巴尔的摩警方向美国陆军投诉：他们抓获了五名试图闯入不同设施区域的E区学生。警察只需用湿毛巾打几下，其中就有“疑犯”坦白了，并给他们提供战略情报局营地的紧急联系电话。多诺万指示教官当学生在某管辖区进行“演练”时，要提醒当地政府，并命令学生不许再使用白宫文件获得通行。但他拒绝强行终止他的训练计划。

赫尔姆斯第一次外出是个全天的任务，他得到了五美元并被送到了巴尔的摩市，他接受的命令是走进一个弹药厂申请工作。他使用的是假名而且口袋里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件。他手心冒汗、饥肠辘辘、喉咙干涸，几乎无法说话。赫尔姆斯填写了表格，回答了一家公司人事部门的常规问题，他所有的回答都是谎言。但是这家工厂，如同众多其他美国工厂一样，迫切需要男性雇员。人事处问都没有问赫尔姆斯任何身份信息，就通知他次日报到开始工作。

他的第二个计划持续了三天。一名教官开车把赫尔姆斯送到了匹兹堡，这一次口袋里装了18美元。他要在这里潜入一家钢厂，窃取其生产的战争物资方面的详细信息，如他们的生产率和运输路线、员工的士气、工厂的安保和容易被破坏的设施等。赫尔姆斯很幸运，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家工厂的安保工作很弱，就如同全国各地大多数国防工厂一样。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工厂，从没人的办公桌上顺手牵羊地拿了一叠公司广告小册子和库存报告，绘制了几张草图，然后从那些心不在焉的，从不搜查他胳肢窝下所夹东西的门卫的眼皮底下溜了出来。

在E区的这两周远远不够让赫尔姆斯成为一个能胜任间谍工作的人。在被派往战场之前，他必须到其他战略情报局营地学习高级课程，而且很可能要到英国的 “精修学校”接受美国和英国教官的指导。但这些速成课足以让赫尔姆斯懂得如何作为一名间谍，并在总部领导其他间谍。而这正是战略情报局现在要他做的事，并不是要他充当一名厄克斯纳所设想的宣传者。赫尔姆斯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加入了规划部行列。他们“梦想”着间谍特工和破坏者的行动将在全世界开展。

他对多诺万招揽的这个忙碌的总部深深迷恋——甚至有些神魂颠倒。杜克大学教授兼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在管理瑞典特工活动，是赫尔姆斯早期导师之一。赫尔姆斯还与茱莉亚·麦克威廉斯建立了友谊，她是史密斯学院聪慧年轻的毕业生，在多诺万办公室旁边做初级研究员有点大材小用（结婚之后，她成了举世闻名的烹饪爱好者茱莉亚·蔡尔德）。他在规划教研室的办公伙伴是约翰·加德纳，一个海军陆战队中尉，他可以运用一名心理学家的技能来评估新兵（加德纳后来创立了美国共同事业组织）。

在做规划员期间，赫尔姆斯和其他助手策划了各种行动方案，包括削弱德国国防军士气的行动，在德国女性中形成一个名为“母亲组织”的和平团体，通过炸毁桥梁截断斯洛文尼亚敌人的铁路交通，破坏苏门答腊油田和炼油厂来中断东京航空燃料供给，在缅甸的日本士兵中散布流言说战争即将结束。他还听取了局外人的建议，比如利用一个最近从上西里西亚移民到纽约的人，因为他知道如何破坏那里的德国铁路站场。赫尔姆斯的上司就他高效的报告给出了高分。但在规划部门待了七个月后，他开始对头脑风暴感到厌烦。他同时也意识到，战略情报局分布在世界各地站点的特工需要同时做很多事情，对规划部孕育的宏伟计划根本不上心。

1944年3月，费迪南德·莱斯罗普·迈耶向他伸出了援手。自1919年以来，迈耶作为美国外交官曾周游世界各地，先后在伦敦、日内瓦、柏林和北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