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的多种暗号，用于他在德国以外的旅行使用。如果他再来伯尔尼，他将自称“乔治冬”。如果他到了中立国瑞典，他对斯德哥尔摩战略情报局使用的名字为“乔治夏”。为了验证他的身份，他的暗号将是“25900”，是1900年9月25日他生日的缩写。

次日，8月21日，杜勒斯火速电报总部要求召开午夜紧急会议。在那条电文及随后数百个电文中，他给了科尔贝另一个代名“乔治·伍德”，外加两个代号，分别是“674”或“805”。杜勒斯写道，杰拉尔德和他自己争相“验证伍德的善意”。军情六处亦然。与此同时，“必须对每个现有的保安密切观察”，以防伍德的秘密身份暴露。他的情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后续的电报中，杜勒斯发送了迄今为止科尔贝所提供的十万火急的文件集锦，如盟军轰炸鲁尔的战斗损伤、德国和日本潜艇在南非好望角的秘密会合点以及刚刚运到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贿赂金”——200万金马克。华盛顿对杜勒斯发来的有关科尔贝电报建立了专门处理程序。这些电文的代号为“卡帕”，只有六七个人够资格阅读它们。电报到达总部后，分析师根据每条主题重新编排，并指定为“波士顿系列”。为了迷惑敌方特工，以防对方截获并破解他的卡帕情报，杜勒斯还使用了一组精心设计的代码词来描述所提到的人名、地名和组织。例如，在伯尔尼的纳粹领事被称为“瓦尔多”、布达佩斯的纳粹领事为“拿铁”、德国外交部为 “格兰德”等。

远在柏林的科尔贝制定了一套传递情报的流程。在里尔特草签外交部的电报证明他已经阅过后，那些文件就会到达科尔贝处做销毁处理。他会选择那些无关紧要的电报进行销毁，重要的那些，他为杜勒斯藏匿在他的保险柜里。有时候，科尔贝利用前往伯尔尼做邮差的朋友，将装有电报的信投递给科赫尔萨勒，后者再转交给杜勒斯。如果杜勒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他会假装是科尔贝的女朋友给他写明信片说，一个朋友在伯尔尼经营一家小店，想知道柏林门店有没有特别的日本商品。杜勒斯还秘密传递了一个微型照相机给科尔贝，让他把资料做成缩微胶卷。他便在公寓里彻夜不眠地拍摄文件，然后把缩微胶卷藏在表盒里交给杜勒斯。

1943年10月8日，乔治·伍德第二次来访伯尔尼。这次的旅行经历比较恐怖： 一架偏离的英国蚊式轰炸机扫射了火车，轰炸了轨道。在他外交邮包的单独的信封里装着200页的电报，内容广泛涉及经济、外交和军事话题；还有两枚金戒指，用来报答杜勒斯上次旅行所给的200瑞士法郎。接下来的三个晚上，科尔贝绕了一大圈，才溜进了绅士街的公寓，在壁炉边与杜勒斯简述文件内容。为了让德国公使馆信服他夜间的缺席是为了艳情，他在伯尔尼的妓院待了几个小时，好让那些妓女记住他。以防盖世太保检查，他还去医生那里拿治疗性病的账单用作证明，以备审讯时使用。杜勒斯给总部发电报说“需要几个星期”来处理和传输这个工作量。

但在那年秋天，华盛顿很少有重要的人物阅读杜勒斯与弗里茨·科尔贝挖掘的财宝。战略情报局办事处能获取这么多重要信息，让克劳德·丹西深感不可思议。几乎从他得知此事开始，克劳德伯伯就开始领导军情六处的人采取行动来抹黑这名德国人，说他是与吉泽菲乌斯串通好的双重间谍。华盛顿同样怀疑乔治·伍德是个奸细。尽管他们没有证据说明情况，但是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反间谍官员煞费苦心地编织这个德国人可能欺骗情报机构的情景。他们一致认为杜勒斯转发给总部的科尔贝的电报使用的代码，已被阿勃维尔截获，他们已经知道那些内容，甚至利用电报破译了战略情报局的加密系统。由于华盛顿和伦敦的狭隘思想，能接触到卡帕电报的赫尔姆斯跟费迪南德·迈耶一样困惑。

“怎么可能操纵和歪曲这么多的信息呢？”赫尔姆斯后来写道。乔治·伍德的情报会极大损害德国的利益，不像是“鸡饲料”（间谍行业的术语，指双料间谍为献媚敌方而提供的不会造成损失的情报）。杜勒斯听闻卡帕电报被诋毁，被堆放在反间谍特工的桌子上像博物馆的收藏品而不是分配给可能利用这些情报的 “消费者”时，变得更加怒火中烧。他在一封电报中愤怒地写道：“我愿意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有一次，总部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让杜勒斯发给乔治·伍德以测试他的可信度。杜勒斯推诿了。与科尔贝的通信已经令他陷入极大的危险，玩这种游戏简直太浪费时间了。

科尔贝一直在家中的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打算万一盖世太保敲门时使用，的确他也曾经是命悬一线。有一次，他正在办公室里拍摄文件，一位秘书打来电话说，里宾特洛甫跟希姆莱开会需要那份文件。科尔贝趁大家注意到文件失踪之前，十万火急地将文件放回了文件柜里。还有一次，在邮电部的一个秘密特工开始乱翻一箱他准备运往伯尔尼的衣服。科尔贝握住了大衣里的手枪，准备先射杀尽可能多的纳粹分子，然后自尽。因为缩微胶卷就藏在那些衣服的口袋里。正好，另外一个官员走进了房间，分散了那个检查员注意力，箱子就这样蒙混了过去。

科尔贝圣诞节后不久再次来到了伯尔尼，又带了200页的电报，边上有许多弗里茨的铅笔注释。里特尔对他的助手频繁去瑞士旅行没觉得任何不对劲，还让他从当地的商店带回一盒巴西雪茄。伯尔尼有限的人手夜以继日地翻译文件，将文件综述和科尔贝与杜勒斯的炉边谈话报告发送出去。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科尔贝为战略情报局提供了全世界40多个德国外交前哨的1600份外交部的电报和备忘录。文件警告盟军有8000名意大利犹太人被迁出“清算”、披露了德国情报部门知道的关于英国飞机准备进攻法国情况、透露了纳粹飞机在英国的损失情况、精准定位了轰炸德国军火工厂的位置，并提供了日本战机生产的数量。科尔贝的秘密情报也翻出了盟军安全的弱点。他的情报揭露“西塞罗”——一个在土耳其英国大使馆的阿尔巴尼亚人为德国作间谍的纳粹代号，并帮助揭露“约瑟芬”——一个在伦敦帮助德国人的瑞典海军武官。杜勒斯自8月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科尔贝圣诞节交付的文件组合在一起，终于让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的老爷们相信他是真材实料，尽管战争期间对他的怀疑并未消散。美国陆军的情报连队小心翼翼地过滤了这批“波士顿系列”，并断定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些材料陆军无法证实，但也认为是真实的。情报处只发现了“一条坏鱼”：据战略情报局备忘录记载—— 德国派遣国防军到意大利前线是错误的情报。英国情报局心有不甘地承认，科尔贝的报告只有百分之四是不准确的。比尔·斯蒂芬森——英国情报局纽约站站长，后来得出结论：乔治·伍德的交易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秘密情报成就之一”。

在科尔贝交给杜勒斯第一批电报五个月后，陆军部终于开始将德国的情报分发战地。多诺万开始向罗斯福发送乔治·伍德的报告。圣诞节前夕，费迪南德·迈耶和他的代号为“头彩”的老板惠特尼·谢泼德森向杜勒斯发来了节日的问候。问候中说道：“过去一年里，你的成就不同凡响，并且一直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源泉。”杜勒斯开始的道路坎坷不平，但从10月起，他所有发出的报告都得到了总部较高的评价。即使是他的“新闻快报”的文稿——他每晚无线电通话的绝密情报和对外政策建议——也正在被一个“迅速增长的人群”阅读，另一份电报说。如果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总部要求他提前几天通知助手，好安排多诺万亲自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