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亚大使，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一直暗暗心怀不满。科尔贝的日常工作是筛选成百上千外交电报、备忘录和高级别会议记录，从中选出重要的内容供里特尔批阅，这一工作使之成为外交部最知情的官员，而且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有关德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绝密的文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狂热的反纳粹分子居然可以担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而没有丢掉公务员的饭碗。

为了打倒纳粹政权，1943年春天，科尔贝开始将自己看到的比较重要的文件为盟军备份。他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为了交付这些文件，他最终说服了一个在国家邮政部的漫游党朋友，让他指派自己作为一名携带外交邮包的邮递员前往伯尔尼。心烦意乱的里特尔批准了他半公半私的旅行，相信了科尔贝要去瑞士处理私事。

1943年8月16日，星期一下午，科尔贝住进了伯尔尼老城区火车站附近的朱拉酒店。相比战时的柏林，瑞士首都除了去掉了路标之外，在他心目中仍是一派田园风光。瑞士警察移除了所有的路标迷惑德国人，以防他们入侵。科尔贝脑袋嗡嗡作响，因为整个晚上在火车里都没合眼，担心沿途被德国层层的安全搜查绊住，好在一路还算平安无事。邮电部的命令文书和他夹克口袋里的外交护照，使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站，没人检查他上锁的文件包或对他搜身。在他那间不太大的旅馆房间，科尔贝把箱子放在了在床上。箱子里面蜡封的厚厚信封里塞满了他要向公使馆交付的电报和备忘录，那是他作为邮差职责的一部分。他脱下裤子，把紧紧捆在大腿上的文件取下来。他要把那些文件交给盟军。

星期二早上晚些时候，科尔贝早期在马德里任职时的好友，一位犹太石油商，1936年搬迁到了伯尔尼的恩斯特·科赫尔萨勒，走到了桑斯托拉斯大街的英国公使馆，问门卫他是否可以面见大使。恩斯特·科赫尔萨勒（他出生在德国，但后来成了西班牙公民）手中握着当天早晨早些时候科尔贝给他的16份外交部电报。但是这个中间人被草率地告知大使不便见客。后来，公使馆的武官亨利·安特罗伯斯·卡特赖特上校走下了台阶，以一副无暇应对不速之客的表情看着科赫尔萨勒。这位石油商赶紧告诉卡特赖特，一位德国外交部朋友托他转交给英国一些资料。卡特赖特不为所动。科赫尔萨勒不愿意免费透露准备递交秘密情报的神秘的外交官的名字。大约一刻钟后，卡特赖特礼貌地下了逐客令。这位陆军上校甚至没有将这次无关紧要的会面通知公使馆的情报处。当天晚上，卡特赖特在杜勒斯的杜佛斯托拉斯办公室附近偶然遇见杜勒斯的时候，顺便提起了“要留神”一个可疑人物，不过他不记得那人的名字，说他有可能登门提供所谓有价值的情报。科赫尔萨勒气鼓鼓地离开了英国公使馆，他思忖着，他现在可以接洽上美国公使馆的哪位人物。

星期三上午9点多，科赫尔萨勒坐在了杰拉尔德·迈耶办公桌前面，他对此人并不了解。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安排了这次见面。科赫尔萨勒用英文叽里呱啦快速说了一通，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像英国人一样将他拒之千里。他提出要安排与一个德国外交部朋友的会面，称他是“忠实的反纳粹人士”，准备向盟军提供情报。如果美国人想见他，最好赶在星期五中午之前，届时他的朋友计划返回柏林。杰拉尔德点了点头不置可否。科赫尔萨勒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了科尔贝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推给了桌子对面的杰拉尔德，杰拉尔德开始翻看。第一份电报的公章上面的德文“绝密”二字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杰拉尔德让那个人稍等片刻，拿着文件一步并作两步，跑到了楼上杜勒斯的办公室。杜勒斯听了杰拉尔德的叙述，然后迅速浏览了文件。“交由里特尔”——许多的电报都有里宾特洛甫或他的大使的签名。这些文件看上去像典型的外交电报，主题大致是关于派往北非敌后的德国间谍、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区的抵抗运动、英国特工渗透到土耳其等问题。

按照杰拉尔德的指示，科赫尔萨勒在午夜子时准时出现在了他在科臣菲尔德街区的公寓里。站在他旁边的是个矮胖子，秃顶，穿着一件好像是从一部电影里借来的黑色皮夹克，正值8月份，那个可怜的家伙汗流浃背。科尔贝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杰拉尔德一阵紧张，担心他会掏出一把枪。但科尔贝取出的是一个棕色的大信封，红蜡的封口已经裂开。里面塞满了更多的文件。他放在了附近没有靠背的矮长沙发上。杰拉尔德开始查看这些材料，更多是关于德国部队在苏联前线的士气、法国抵抗组织的破坏、日本大使拜访里宾特洛甫等报告。就在这时，杜勒斯到了，晚了半小时。战争信息办公室的代表把他作为“道格拉斯先生”引荐给了科赫尔萨勒和科尔贝。杰拉尔德为每个人调制了一杯苏打威士忌，但这并未能缓解室内的紧张气氛。杜勒斯出于本能怀疑他可能面临的是聪明的纳粹奸细，其任务是揭露他所在战略情报局在伯尔尼的活动，因此，那天杜勒斯又与卡特赖特再次碰头，让他重复他与科赫尔萨勒见面的种种细节，并命令杰拉尔德在公寓聚会之前，了解所有关于这位德裔西班牙人的情况。盖沃尼兹后来报告说，他的名声无可挑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略情报局和英国反间谍特工将梳理他们能找到的有关科尔贝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证实，他的确是受雇于德国外交部。科尔贝的妻子年轻时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他现在很少与儿子见面。他疏远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纳粹同情分子），后来找了个情妇。

科尔贝开门见山地说出了美国人心里所想的问题。“你们这些先生们会问这些情报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又是怎么拿到手的。”他用愉快的声音说。杜勒斯的第一印象：这个人看上去天真无邪不谙世故，不像是外交官或间谍。科尔贝解释了他与里特尔的工作。杰拉尔德和杜勒斯互相瞥了一眼，他们知道那个人。

他们聊了将近三个小时。科尔贝从信封里取出了材料，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纳粹的憎恨，并讲述了更多柏林生活的见解。他透露外交部用来掩盖情报的密码系统，勾勒出了希特勒的东普鲁士总部“狼穴”建筑的地图，他为里特尔办差的时候曾去过那里。杜勒斯最后还是提出了令他满腹狐疑的问题。他直截了当但面带微笑地说：“我们无法得知你是不是一个密探。”

科尔贝回答说：“你要是不怀疑才幼稚可笑呢。此刻我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不过，如果我是，我不会这么大费周折地给你们带来这么多内容的文件。两到三个文件就足够了。”言之有理，杜勒斯想。他问科尔贝这些情报要付他多少钱。这个邮差却说一分不要。杜勒斯和杰拉尔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凌晨3点多，科尔贝起身准备离去，他再待下去就会不安全了。客人走后，杜勒斯留下来与杰拉尔德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并与科尔贝所说的话对照比较。他们一致认为，这位线人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这使他们更加怀疑自己被一个双重间谍玩弄了。然而，杜勒斯不想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与列宁失之交臂的同样的错误。这四个人在星期五早上在杰拉尔德的公寓再次碰头，时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科尔贝搭乘中午的火车赶回柏林。

科尔贝透露了他前一天去德国公使馆得到的在伯尔尼纳粹间谍网的情报。尽管这位德国人分文不取，杜勒斯还是硬塞给了他200瑞士法郎，让他支付旅费并给柏林上司购买礼物。科尔贝递给了杜勒斯一封信，让他转交给自己的儿子彼得，以防盖世太保抓获并处决他。杜勒斯和科尔贝一起弄出了两个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