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日出行动”

员，派遣了意大利实业家路易吉·帕里利男爵到瑞士与战略情报局接洽。在战前，帕里利曾在一家美国器具公司工作，战争期间在法西斯占领区北意大利通过制造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不想因更多的战争而毁掉这一切。他找到了在卢塞恩附近一家私立学校当校长的老友马克斯·胡斯曼教授，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斯·魏贝尔陆军少校，一名爱抽雪茄的瑞士情报官。瑞士当局对任何和平协议都兴致勃勃。一方面可以挽救其在北意大利广泛的商业利益免受损失；另一方面，随着盟军的进攻，还可以防止成群结队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大举跨过瑞士边境。魏贝尔立即联系了杜勒斯。2月25日晚，在卢塞恩一家餐厅享受了丰盛的鳟鱼大餐后，这位瑞士官员告诉他的战略情报局朋友，他曾与一位工业家会晤，称此人带来了来自意大利前线的和平试探。魏贝尔怂恿杜勒斯和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盖沃尼兹当晚约见这位帕里利。

战略情报局站长立即警觉起来。希姆莱的和平试探通过中间人鱼贯而来，只为拯救自己，而不是德国。杜勒斯乘下一班火车回到了伯尔尼，留盖沃尼兹在卢塞恩的施威泽霍夫酒店会见这位他从未听说的意大利人。次日，盖沃尼兹向杜勒斯汇报，称站长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在施威泽霍夫酒店漫长的会谈中，帕里利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身材瘦小、秃顶，会讲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但他有一个烦人的习惯，无论用哪种语言讲话，都要掺杂上其他两种语言的短语。盖沃尼兹顿生疑心，这个刻意讨好的人看上去就像努力兜售房间给自己的店主，怎么可能是陆军元帅凯塞林的使者？盖沃尼兹逼问他到底代表谁的时候，帕里利一直支支吾吾；他只提到了沃尔夫手下两名军官的名字，但他们的级别没有高到可以单独进行投降谈判。德军占领意大利的时候，男爵确实说过：“一切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相比凯塞林的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对于和平谈判的想法更加豁达开放。盖沃尼兹态度亲切，但始终没有表态。他相信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帕里利，在向杜勒斯做简单汇报之后，他离开酒店踏上了滑雪之旅。

杜勒斯忠实地把盖沃尼兹的会面情况报告了华盛顿，然后把电报塞到了那鼓鼓的“和平试探”文件中。然而，帕里利的行动立即引起高层关注。艾森豪威尔很警惕，同时通知了英国参谋长，“一个或数个德国高级官员”正在发出和平试探。军情六处的官员倍感震惊，立即要求美国情报官员详述其中的端由。但是，杜勒斯很快就给大家的预期泼了一瓢冷水。3月1日，他电告华盛顿：“现在指定这种举动为‘德国将军的和平试探’还为时尚早。”第二天，杜勒斯就发现自己错了。

帕里利回到了沃尔夫的加尔达湖总部，并传达了一份乐观的报告，远远胜过他与盖沃尼兹会谈的结果。3月2日，沃尔夫秘密派遣帕里利跟他的两名心腹助手回到了瑞士：一个是党卫军上校欧根·多尔曼。他是聪明的国际通，深谙意大利事务的狡猾军官，是希姆莱与墨索里尼的秘密联络人；另一个是党卫军上尉基多·齐默，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美主义者，意图拯救意大利的艺术和宗教瑰宝免于破坏。那天晚上，魏贝尔给绅士街的杜勒斯打电话，称帕里利带着两名从卢加诺来的党卫军军官再次来访。杜勒斯仍然觉得事态没那么乐观，不值得把盖沃尼兹从他的达沃斯滑雪之地召回。所以，他决定派他伯尔尼站的工作人员保罗·布罗姆过去。杜勒斯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布罗姆，应该能够探出这两名纳粹的深浅。

3月3日下午，在卢加诺比亚基酒店上面的一间包房，魏贝尔安排了布罗姆与帕里利、多尔曼和齐默的会面，此地是当地扶轮社用午餐的地方。4点多一点，布罗姆来到了酒店的大厅，在来卢加诺的火车上，他一直纠结要不要与这两个让人鄙视的党卫军军官握手。他还是决定伸出手来，德国人也伸手相迎。多尔曼，皮肤黝黑、眉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耳边还有一个小卷，布罗姆一看便知此人属于贼鬼溜滑的类型。齐默看上去明显是下属类型，因为他什么也没说。四个人决定用法语交谈。

布罗姆充分意识到这个会议极为微妙，以及可能走入陷阱的危险，他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会议的开场白。他后来根据记忆这样说道：“欧洲战争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破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同盟国需要在重建工作中得到所有善意人士的帮助。任何可以帮助缩短战争的人都是在向我们证明其善意。”除此之外，布罗姆从杜勒斯处得到的指示是，听取这些德国人会提供什么，并确定他们是否有诚意。

多尔曼问，如果希姆莱支持北意大利单独的和平协议，同盟国是否愿意与其谈判。

布罗姆用英语答复：“门都没有。”

布罗姆感觉多尔曼似乎对答复很满意。上校透露，他是沃尔夫的参谋，如果能保证沃尔夫与杜勒斯会面的话，他会建议党卫军将军亲自访问瑞士继续谈判。布罗姆对此一言未发。相反，他递给了桌子对面的多尔曼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意大利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一个曾化名为“毛里奇奥将军”的意大利抵抗军领导人和安东尼奥·乌斯米亚尼，杜勒斯一个最得力的在北意大利执行任务的间谍。党卫队抓获了这两人，把帕里送到了维罗纳地牢，把乌斯米亚尼关在了都灵的监狱中。杜勒斯曾提前下令布罗姆，让他向对方提出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给战略情报局，作为他们出使的诚意，并有权担负如此重要谈判的证据。帕里和乌斯米亚尼被捕是德国人引以为荣的行动，只有沃尔夫级别的军官才能释放他们。即便如此，沃尔夫也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杜勒斯猜测，墨索里尼甚至希特勒都知道帕里被逮捕的事情。布罗姆看着多尔曼，见他听到要释放一个像帕里一样宝贵的囚犯，似乎惊得喘不过气来。在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这位党卫军上校说，他将尽其所能来满足这个要求。多尔曼向布罗姆保证，战略情报局几天后会听到他的答复。杜勒斯确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上校的声音，但布罗姆似乎并不确定。他不喜欢多尔曼，他肯定这名纳粹的话有所保留，但关于停止在北意大利流血冲突的问题，布罗姆告诉杜勒斯，他还是很钦佩这名德国人的“诚意”。

3月8日，盖沃尼兹，刚从达沃斯久负盛名的帕斯滑雪场下来，还没来得及脱掉滑雪服，就听到酒店房间电话响了。是魏贝尔打来的电话，他不想冒险打到伯尔尼杜勒斯的办公室，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在监听。“格罗，你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瑞士情报官开口问道。“因为如果你站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倒下。”魏贝尔告诉盖沃尼兹要通过秘密电话给杜勒斯传话，说“帕里和乌斯米亚尼已到瑞士。几小时前，我的人在瑞士意大利边境接收了他们。两个人都毫发无损，已安然无恙”。齐默开车将两名游击队员送过了边境，魏贝尔的一个副官已经带着他们在来苏黎世的途中。这名瑞士少校还说了另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沃尔夫将军、帕里利男爵、齐默和沃尔夫的副官欧根·温纳上校，也已经在意大利游击队员走后不久越过了瑞士边界，想要与杜勒斯见面。魏贝尔立即把沃尔夫一行安排到了一辆火车的包厢里，拉上了窗帘，现在正向苏黎世飞奔而来。尽管所有德国人都身穿便服，但沃尔夫此行也是风险重重。他的照片偶尔也曾出现在意大利的报纸上。任何有进取心的记者都会马上质问，驻意大利的党卫军指挥官到瑞士干什么。

3月8日，晚上10点，杜勒斯听见了公寓的敲门声，这是杜勒斯在苏黎世日内瓦大街街头租的一个住所，可眺望对面的苏黎世湖一角。此地也是召开敏感会议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