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日出行动”

的安全屋，藏在一幢貌似荒凉的大楼后面的一楼，需要通过三道门才能进入公寓里面。盖沃尼兹匆忙搭火车赶到苏黎世，帮助把图书馆壁炉的火烧旺——这是杜勒斯最喜欢的让宾客放松的道具。站在门口的只有沃尔夫和帕里利的朋友卢塞恩学校的胡斯曼教授。胡斯曼又矮又胖，灰发乱蓬蓬的，他早些时候曾来到日内瓦大街的公寓，携带着冗长的类似于完整的沃尔夫简历，并且还有著名的意大利人对其人品的评价。沃尔夫想让杜勒斯在见面之前阅读一下，表明他跟其他党卫军屠夫不一样。沃尔夫说，他已经从监狱释放了意大利要犯，拯救了珍贵的艺术品，并同凯塞林一起挽救了罗马免于德军的轰炸（文件中删去了他的党卫军暴徒摧毁的村庄，遭受他们折磨或杀害的游击队人质）。

杜勒斯命令胡斯曼只能带沃尔夫回来。并要胡斯曼告诉这位将军，他只想听到他关于“德军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计划，“别无其他”。

杜勒斯在抵达苏黎世前，曾电告多诺万。多诺万又报告罗斯福，如果沃尔夫真的是跟凯塞林一伙，那他可能在瑞士“实施”意大利北部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计划。杜勒斯也让沃尔夫先在胡斯曼的公寓歇歇脚，少安毋躁等一会儿，他可以趁机去一趟苏黎世高档的诊所。帕里和乌斯米亚尼以为，他们的党卫军警卫把他们从监狱的牢笼里拽出来，是要把他们送到德国或交给行刑队。此时他们彻底蒙了，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在胡斯曼挂号的候诊室，被当作患者，而且不允许有人打扰。杜勒斯打算把他们秘密隐藏起来，这样他们的释放不会暴露他与沃尔夫的秘密谈判。两名游击队员看到杜勒斯时，热泪盈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说服了他们暂时接受一周或两周的单独禁闭。

杜勒斯和他的两个宾客围坐在壁炉边的毛绒椅子上，盖沃尼兹给每人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沃尔夫僵硬地坐在那里，起初一言不发。他不会说英语，杜勒斯的德语水平一般。胡斯曼经杜勒斯的同意后，开始总结他已经与将军讨论过的内容。胡斯曼叙述道，沃尔夫承认“德国已经不折不扣地输掉了战争，西方盟国不能分裂”。将军点头表示同意。胡斯曼说，沃尔夫也向他保证，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不知道他在接近美国人（后来证明这不是真话）。

“你现在准备做什么？”杜勒斯插了一句，望向沃尔夫。

将军回答说：“我控制着意大利的党卫军军队，我愿意把我自己和整个组织交给同盟国来终止敌对行动。”但沃尔夫很快补充说，但要在那里结束战争，德国国防军的指挥官们将不得不同意放下武器。他说他与凯塞林关系不错，偶尔也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目前这名陆军元帅还没有被争取过来，但沃尔夫相信他可以劝降他，一旦他劝降了他，希特勒和希姆莱将无力阻止他们。这位党卫军军官还说，拉恩大使也会帮助劝降陆军元帅（沃尔夫没有告诉杜勒斯，一周前，拉恩已经接近过凯塞林探讨他们发起的和平倡议，但“笑面虎阿尔伯特”只给出了一个很隐晦的回应：“我希望你的政治计划成功”）。

沃尔夫说，如果杜勒斯能向他保证，他有直达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安全通信线路，他会尽力安排凯塞林或他的副手来瑞士洽谈投降。

杜勒斯说，他与“盟军司令部可直接接触”。

沃尔夫闻听此言，想到自己已经与西方建立了一个通道，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后他开始为盖沃尼兹列出他下一步的打算。他将会在周末去面见凯塞林，并取得他加入瑞士和谈的承诺。他会与陆军元帅一起起草一份声明，承认进一步作战的无效，宣布结束在意大利的敌对行动，并呼吁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与希特勒和希姆莱划清界限。收音机会广播信息，消息传单也会分发给战地上的德军官兵。沃尔夫预测，自己和凯塞林联合的公告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推动西线的其他将领——“等着有人带头”——交出军队。除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沃尔夫还计划了更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他会立即号令党卫军停止对意大利游击队的攻击，释放数百名关押在博尔扎诺集中营的犹太人，保证曼托瓦的350名美国和英国战俘的安全，并安排在德国的意大利官员返回祖国。

会议结束了。杜勒斯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他很钦佩沃尔夫，盖沃尼兹跟他一样深受感动。杜勒斯立即向华盛顿汇报了会议的细节，告诉多诺万：他认为沃尔夫是个党卫军温和派，很可能是“意大利北部最有活力的人物”。沃尔夫离开苏黎世时，也对他那有教养的美方代表深深倾倒。后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有像杜勒斯这样的美国人？”

杜勒斯也打电报给卡塞塔的亚历山大元帅叙述了会议的细节。哈罗德爵士闻听此言正中下怀。他不想在意大利北部与强大的德国部队一决雌雄，立即向由美国和英国最高官员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请求，申请派遣两员大将——他的副参谋长，西点军校毕业，40岁出头就升到高官的莱曼·莱姆尼策和特伦斯·艾雷，英国情报局欧洲事务和德国文化专家，一起到瑞士等待沃尔夫与凯塞林的回访。联席会议同意了，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说，但是必须严格控制那两名助手，特别是杜勒斯。丘吉尔的作战室在一个绝密备忘录中警告他，沃尔夫“与希姆莱私交甚笃”，这种做法非常“可疑”。这个党卫军将军可能是一个分裂西方与斯大林的奸细。此外，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利益，不希望由美国人通过这些谈判从中干扰。但只要苏联人被告知，英国作战室觉得利用沃尔夫的方式也“没有什么伤害”。英国特别行动处觉得机会难得，决定插上一杠子，想直接联系沃尔夫。但哈罗德爵士坚持要求杜勒斯来处理这些“会谈”，这帮“贝克街业余侦探”只得退避三舍。

3月12日，杜勒斯与盖沃尼兹连夜返回伯尔尼时，在大雪茫茫的深夜迷了路，而一封来自卡塞塔的电报正在等待着他。他与沃尔夫的谈话被赋予了“日出行动”的代号。英国人给他们的代号是“猜字游戏”。杜勒斯猜，因为丘吉尔相信这个事件“确实是一个谜”。亚历山大的总部一致认为，知道谈判的人数必须保持“绝对最低”。杜勒斯继续让帕里和乌斯米亚尼秘密待在医院的病房里，可是两人早已按捺不住，变得焦躁不安。沃利·卡斯特巴尔科，是帕里的至交，恳求杜勒斯“做点什么”，争取把他从德国人手中“救出来”。他不能告诉他的情妇，他早已这么做了。

“日出行动”在苏联人中间点燃了一个缓慢燃烧的导火线。杜勒斯回到伯尔尼的当天，伦敦下令其驻莫斯科大使通知克里姆林宫，如果沃尔夫的提议是善意的，亚历山大派出两名军官去瑞士，谈判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事宜。苏联政府要求派送三名高级官员到伯尔尼参加谈判，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合理要求。但五角大楼的联席会议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德国军队在英美前线提议投降，苏联人没有去的必要。美国外交官认可这种意见。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W. 埃夫里尔·哈里曼争辩说，如果是一支德国国防军军队在东部战线提出投降，苏联人绝不会让英国人或美国人出席谈判。哈里曼继续说，苏联人若来了伯尔尼，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官员会以为英美态度没那么强硬，那么斯大林可能会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让哈里曼用婉转的外交辞令通知苏联政府，欢迎贵国的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在卡塞塔的最终和谈和投降文件签署仪式，如果能走到这一步的话，但没有必要出席在伯尔尼的初步洽谈。

苏联人非常愤慨——而英国外交部私下认为他们有权利生气。想到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