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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的别墅。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副官温纳上校、陆军中校维克多·冯·施万尼茨——菲廷霍夫的一名高级参谋(祖母出生于美国,因此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随身携带着书面授权书,代表将军加入沃尔夫,在卡塞塔的投降文件中签字。当天早晨,魏贝尔打电话告诉了杜勒斯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杜勒斯匆忙与盖沃尼兹赶到了卢塞恩。他向华盛顿保证,他不会与沃尔夫见面,借口说他要去卢塞恩,看看魏贝尔有没有从德国人那里捞到什么情报,好传达给战略情报局总部。很显然,杜勒斯在利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他能找到的含糊之词,不让“日出行动”中途夭折。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请求伦敦和华盛顿收回成命,并告诉杜勒斯“少安毋躁”。杜勒斯膝盖痛风再次发作,让他疼痛难忍,盖沃尼兹不得不找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星期一晚上,杜勒斯蜷缩着与魏贝尔、胡斯曼、帕里利在一起,告诉他们盟军已经停止了投降谈判。但是他让他们告诉德国人耐心等待。沃尔夫同意等上一两天。
但4月25日,星期三晚上,杜勒斯仍然不露面,这位党卫军将军回到了加尔达湖总部,留下了温纳全权处理,如果盟军接受自己的投降,由上校和施万尼茨将有关文件带回卡塞塔,沃尔夫就交出党卫军部队。
杜勒斯向华盛顿发出多封电报,要求改变命令。他只能干坐着等消息。时间似乎像凝固了一样。魏贝尔跟他抱怨说:“我们的境地尴尬至极,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被世世代代的后人所耻笑。”到目前为止,投降的意大利德国军队数目已大大缩水。此时“日出行动”仍将拯救生命,但随着亚历山大迅猛的进攻,所拯救的生命将更多的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和美国人。对杜勒斯来说,这是他在谈判中最让人沮丧的一点,随着联席会议一直保持沉默,他后来回忆道,一切“都将在无望的混乱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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