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胜利

府的想法，来“避免国家内战”。 5月2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弗朗茨·博胡米尔宣布无意结束占领：“我们将自豪而忠诚地继续我们在挪威的一如既往的警戒。”次日，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召集了博胡米尔、特尔波文和占领军将领到丹麦接受新的任务，让他们在奥斯陆散播谣言，称要交出挪威或将其作为全面和平协议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伦敦发出广播命令，让挪威的抵抗军和像科尔比团队一样的外国突击队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任何激怒敌人的行动，同时，要对试图发动战争的变节德国人保持警惕。在科尔比的小分队从普拉克特约恩山返回后，5月2日，总部唯恐避之不及的状况在“赖普行动”中发生了。

一个五人的德国巡逻队在山顶游逛，从山上俯瞰到了杰夫斯琼湖的农场，决定滑雪下来看个究竟。巡逻队的一名成员注意到农舍外面有几个人。在次日给伦敦所发的消息中以及后来更长的汇报和媒体的采访中，科尔比讲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五个德国人（四人手持手枪，一个人手持步枪）“快速滑下山坡”，包围了三名挪威特别行动组突击队员（全部手无寸铁）和他们的一个挪威向导卡利·贝尔，他碰巧有一支手枪，此时对准了闯入的敌人。

挪威特别行动组一名士兵马里纳斯·麦尔兰德军士，“冷静并故意告知（德国人），他们可以杀死他，但这里有足够的人可以拿获他们所有的人”，科尔比如此向上级写道。就在这时，突击队员冲出了农舍，用汤普森冲锋枪瞄准了德国人。这时德国队长看到自己在这种僵局中没有优势，“说他愿意投降”，但就在贝尔放下手枪时，这位德军中士开枪射中了他的肚子。那位德军中士的手枪卡住了，所以没有射出第二枪。按照科尔比的说法，“这五名德军，手中依然拿着武器，在开枪之前就被我的手下立即击毙了”。费雷德·约翰逊，科尔比的军医，给贝尔打了青霉素，并用雪橇把他送到了瑞典医院。

科尔比的报告迅速在战略情报局的指挥系统传开。但这个描述准确吗？数十年后，挪威调查人员发现五名德军可能并非死于枪战的证据。在由科勒·奥拉夫·索耶尔和弗里德里希·特拉法根2001年撰写的一份北特伦德拉格郡的游击战史料中，引用了贝尔的话，称他与那名德军中士有过轻度的扭打，就在这时，那名巡逻队队长的机枪走火伤着了他。农场里科尔比的人和挪威人倾巢而出，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很快就解除了五名德国人的武装。贝尔说，他自己则被约翰逊带到里面疗伤。就在这个军医给他包扎伤口时，他听到了外面的枪声。“这是我们的枪”，约翰逊对他说，贝尔这样引用道。德军士兵后来挖出了这五名士兵的尸体，他们对特拉法根说，每个人脖子上都有弹痕，表明他们是被处决而死。所有参与该事件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德国国防军或战略情报局没有关于这个版本的记录。索耶尔和特拉法根写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找到正确的描述。”当特拉法根就此事问起科尔比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科尔比只是告诉他“突击队士兵不收留囚犯”。

如果德军转败为胜的话，他们肯定会折磨和处决挪威特别行动组团队。科尔比担心会有更多的德军士兵迅速跟进这支巡逻队，拖着囚犯逃跑并非轻而易举。然而战争将在五天内结束，这些敌军士兵本可以被送到瑞典的。索耶尔和特拉法根写道，如果科尔比的确下达了对五名身穿德军制服士兵处决的命令，那显而易见，是违反了“国际战争行为准则”。斯卡伯怀疑科尔比没有讲出故事的全部。在战后，他给上司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调阅德军五人巡逻队与我方‘赖普行动’小组的遭遇”记录。但战略情报局没有任何关于开展这样一个调查的记录。

5月2日事件后，两组挪威游击队来到了杰夫斯琼湖大本营，警告说有更多的德国巡逻队在搜捕挪威特别行动组的人。科尔比现在力量壮大了，加上那两组挪威游击队，现在有45人，完全可以对抗德军。但此时面临着一个比德军更严峻的问题，人多粮少。伦敦发报说，此时此刻，补给是绝对不可能的。冰雪正在融化，北特伦德拉格郡变成了泥泞的沼泽，让运输也更加困难。这个团队已经宰杀了3头牛吃（都付给了农场主安德霍桑钱），现在只能依赖一种难吃的粥勉强维持，而这也是安德霍桑的仓库中所剩无几的粮食。科尔比的侦察部队发现，全身污泥的德军排成灰灰的长队，穿过北特伦德拉格郡南行，每天还有三四趟火车载着德国国防军的装备向南行驶在诺尔兰铁路线上。5月4日，科尔比给伦敦发报说：“我们马上就断粮了。”对总部似乎无视他供给的请求越来越恼火。次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提议他和朗厄兰带着白旗，滑雪到斯泰恩谢尔的德国驻地，跟他们谈判向盟军投降，这样可以让他们给他的团队开仓放粮。这次总部回复得特别快：“保持隐蔽，随时听候新的命令。你与敌人的任何未经授权的接触……会让你受到军事处分。”

5月初，比尔·凯西再次上路，游历荷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区。他寻找先于盟军前行的他的间谍队伍。有一次美苏对阵的时候，他还遇见了红军军官。在参观解放了的慕尼黑时，他找到了“画家”队。弗卢尔和范·戴克把他带进了党卫军车库旁边的员工营房里，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他们的故事，直到深夜。凯西一直听得聚精会神。

5月1日的晚上，这两名特工终于与到达慕尼黑第七集团军的美国情报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呈上了自己编制的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盖世太保军官的长长的名单，以及柏林在最后时刻让德国间谍转入地下的电报计划。凯西来的时候，弗卢尔和范·戴克正在帮助陆军反情报官员扫荡城市的盖世太保高级官员及其下属，以便以战争罪起诉他们。在60多名被逮捕的人中，有慕尼黑的盖世太保的执行秘书埃米尔·魏兰，此人曾向弗卢尔和范·戴克出卖了自己的同党。魏兰发现这两个特工没有信守承诺，没有建议把他和家人一起送到南美洲，而是和其他战犯一起送到了战俘营。

5月2日，许多意大利德军步菲廷霍夫和沃尔夫的后尘选择了投降。同一天，柏林指挥官向苏联投降。5月4日，丹麦和荷兰占领军投降。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回忆道：“‘日出行动’的成功使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同样处于绝望的境地。”5月6日，凯塞林第一次痛下决心，向雅各布森·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交出了自己的陆军G集团军。同一天，海军元帅邓尼茨下令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

5月7日，星期一，凌晨2点30分，因痛风再次发作而步履蹒跚的杜勒斯，拄着拐杖来到一个仪式现场，周围是盟军军官、战地记者、新闻摄影师，强烈的聚光灯在现场照射。这些人聚集在二楼一个满满当当的房间里，挤在大橡木桌周围，这个地方是巴黎东北古城兰斯的一个校舍，艾森豪威尔用来做了他的前方司令部。杜勒斯此次前来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是为了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战略情报局对德国的战后行动，而且应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邀请，来见证全体德军投降签字仪式。两边是盟军和苏联官员，史密斯坐在桌子的一头，面前放着几份五个段落的《军事投降法案》。由一位在和平时期当过演员和剧院经理的英国上校在三天前匆匆写成的文本，基本上承袭了亚历山大用于意大利“日出行动” 的投降文件。邓尼茨德国国防军行动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被派遣来签署投降书，他和其两名助手一分钟后到达现场，每个人都先立正，微微鞠了个躬。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在他对面的空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