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柏林

静的福林韦格大街19号。7月20日刺杀案策划者之一，贝克将军，在领导德国总参谋部时曾把这里作为指挥部。

在其团队搬到福林韦格大楼之后，摆在赫尔姆斯眼前的问题是无处去购买他开店需要的东西。他为他的人列了个长长的单子，上面是需要空运过来的个人用品：香烟、糖果、巧克力、咖啡、白糖、整箱的战斗口粮、牙膏、牙刷、卫生纸和白酒。特别是白酒，“速送”，他拍电报说。这个站点也迫切需要汽车轮胎、透明胶带以及做文书工作的秘书和速记员。间谍所用的物品必须“进口”：可供他的德国特工在城中转悠的六辆自行车，拯救一个宝贵联络人性命的100毫克青霉素，以及可以物物交换的商品，如相机、手表和贿赂当地官员的女式长筒袜。然后还有安全房舍，这是间谍的至关重要的商品。炸成废墟的柏林，可供选择的房屋和公寓非常紧俏。

在福林韦格的每日例会上，以及每天在达勒姆别墅的早餐间，赫尔姆斯对杜勒斯有了更深的了解。兰斯投降期间，杜勒斯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那种悠闲的男人味十足的“奇普斯先生”类型，胡子纹丝不乱，一副无框的椭圆形眼镜，烟斗从不离口，举止友善，而这种印象在柏林又得到了强化。赫尔姆斯还发现，杜勒斯超级活跃，即便约会需要等上几分钟，也要从公文包里拿出国际象棋不让自己闲着。他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事无巨细，情报方面和其他种种”，赫尔姆斯回忆说，而且还是一个苛刻的监工。他的早餐总是伴随着对海军少校的命令——“处理一下这个”，而且通常都是去照顾他的“皇冠宝石”。很久以后，赫尔姆斯意识到，多诺万对他的判定是正确的，管理还真不是杜勒斯的强项。而杜勒斯对赫尔姆斯的看法是，他是美国版的盖沃尼兹：高大英俊，思维缜密，精于世故，所做的任何事都非常高效。

正如在伯尔尼一样，杜勒斯管理福林韦格基地的手法可谓是明目张胆。他的理由是，他怎么也不可能瞒住那些苏联人。他允许他的下属与当地专业人士、艺术家和商人自由地打成一片，发展联络人。他早期指派给威斯纳、赫尔姆斯和柏林特工的工作包括：帮助找回凯西失踪的间谍，如“铁锤”队的林德纳和安东·鲁，这两个人都被苏联人带走了；寻找7月20日刺杀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发现，冯·莫尔特克伯爵的遗孀和两个儿子在克莱稍庄园安然无恙。杜勒斯想成为塑造战后德国的关键人物。他的“皇冠宝石”名单上的人数不断扩大，赫尔姆斯和团队中的其他人，帮助他找回了更多的“好德国人”。他们既为美国人提供情报，又可形成未来德国政府的核心。然而，“皇冠宝石”的策略产生了喜忧参半的效果，这些人提供的情报质量良莠不齐。赫尔姆斯认为，杜勒斯一直没有成为他想要作的战后国王缔造者。赫尔姆斯后来说，美国军事指挥是早期的权力掮客，但最终“德国人对自己的事物大多都自作主张”。

赫尔姆斯在寻找“好德国人”的同时，并没有放过坏德国人。战略情报局对纳粹在法国的占领战术进行了秘密研究，将其经验和教训借鉴在盟军迁入后如何控制德国百姓上。杜勒斯派特工到全国搜寻其情报组织试图复燃的迹象。陆军策反特工推出了代码为“火车嘟嘟”“苗圃”和“摸彩袋”的行动，来搜寻那些乘火车、躲在村庄里或藏在外国船只上的德国颠覆分子。特工们没有抓住几个，除了个别蓄意毁坏公共财物的、在墙上涂鸦的、抢劫美国兵的、愤怒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狂热分子外。在投降后，德国人都很温顺——对任何穿美国制服的人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份战略情报局在报告中轻蔑地描述道。杜勒斯的反间谍人员发现，阿勃维尔和帝国保安部的官员并不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秘密机构，而是极力讨好巴结美国人，把情报网交给他们，“免得让我们和苏联人掺和在一起”，据另一份绝密的战略情报局报告称。

即便如此，杜勒斯的特派团动用了巨大力量，铲除了德国政府和商业界中1200名纳粹党员。一年内，美国和英国已经拘留13.65万名纳粹分子。苏联人在他们的辖区调查出了50万名纳粹分子。苏联、美国和英国占领者最终失去了粉碎纳粹的兴趣。小职员或与纳粹党联系不密切的德国人很容易被围捕，而那些大人物则带着钱逃之夭夭了。盟军法庭淹没在积压的案件中，试图将无辜者与应受惩罚的人分开。根据一个陆军史料记载，美国人也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把纳粹分子都从政府中赶出去，那么“在下一代人长大之前”，就只剩下老头来管理混乱的德国了。

如同占领区的其他美国机构一样，杜勒斯的特派团不得不解雇几个干粗活的德国百姓，因为他的特工发现他们有纳粹历史背景。杜勒斯后来抱怨说：“如果没有一些纳粹党员，铁路都不能正常运行。”赫尔姆斯表示赞同。

起初，领导整个驻柏林美国使团的克莱将军，心存能与苏联人合作的希望，所以紧紧控制着杜勒斯的间谍活动，以免破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多诺万从未幻想，苏联会是战后的强敌，但他还是想窥探这个国家，如同监视任何外国一样。这个战略情报局局长刚开始也认为，华盛顿能与莫斯科合作，杜勒斯也有这种想法。在同盟国占领初期，柏林是个“流体”都市，每个军队能够在其他占领区自由活动。

战略情报局官员可以在酒吧喝上几杯，与外国情报官打成一片，包括苏联的情报人员（朱可夫命令他的人须有一名高级官员掺杂其中，多听少说）。杜勒斯利用这种自由去苏联占领区的机会，爬岩、漫步到被遗弃的元首地堡，在那里他淘回了一些文件和药品给他的研究分析师。赫尔姆斯潜入了残存的帝国总理府附近，在宴会厅地板上散落的碎片中，找到了希特勒餐具中的四个盘子。在之前，他捡回了几个元首的私人文具，给他的儿子丹尼斯写了张动人的字条，所用的纸张是晒黄了的，在角上还有卐和纳粹鹰的浮雕印刷：“这张卡片曾属于一个一度控制欧洲的人——就在刚刚过去的三年前，那时你刚刚出生。今天他已不在人世，他的记忆被人鄙视，他的国家成了废墟。”

不久苏联人就开始对克莱、杜勒斯和美国在柏林前哨的其他人感到不满。苏联开始越来越挑剔，抱怨美国飞机在他们的占领区为美国占领区供应物资；干扰美国陆军坟墓登记队进入德国东部寻找美国阵亡军人，并在首都架起路障，禁止其他三大国进入苏军占领区。用四种语言标示边界的路标迅速在各地拔地而起。与此同时，苏联特工继续潜入西柏林，绑架被视为威胁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为了保护易受伤害的公民，英国卫队发现苏联绑架者之后就一顿“暴打”，并将他们丢到东区。而美国军警则经常直接干掉他们。苏联宣传也开始针对美国。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官员对清除自己占领区的纳粹不感兴趣。德国共产党人出版了一本恶毒的反罗斯福的书，有一章名为《民主独裁者的罗斯福》。苏联作家最终把目标对准了杜勒斯，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对德国和美国的金融家讨好献媚。杜勒斯觉得大部分对他的人身攻击很逗趣，但盟军领导人忧心忡忡，担心从各种渠道喷出的反美言论，如苏联操纵的柏林广播，开始动摇德国的民心。

尽管华盛顿没有正式指定其为首要目标，但监视苏联人迅速成为杜勒斯使团和美国军方的安全人员在德国的优先事项。军方特工搜集了纳粹缴获的有关苏联特工的数百页文件，并送到五角大楼进行分析。在他威斯巴登的保险柜里，威斯纳有一个秘密的名单，上面有他为在苏联占领区的特工列出的50多项“情报目标”：从编写关于在东德苏联高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