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的管理间谍行动的经验，管理效果丝毫不逊于兰利的专业人士；对于中情局现行业务，他会以无限的热情查漏补缺迎头赶上。他的活力很快激励了他的员工，让他们想为他努力工作，而这正是凯西所期望的。

正如在战时伦敦的下属所发现的一样，凯西作为上司能激励别人，但同时也让人困惑。工作日和周末，他花大把的时间在办公室。最初，大多是阅读中情局关于国家和案件的档案以便工作迎头赶上。高级助手为了效仿他，被迫放弃他们的周末。像多诺万一样，他做事决断，事后对所做的决定也不推卸责任。他要求快速交付任务，并期望员工知道他想要什么，而认为不必浪费时间告诉他们他想要什么。就如将军一样，他下放权力但同时又微观管理，让人们更加沮丧。他发出的只有更多的工作，而无赞美之声。

凯西在他七楼办公室墙上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罗纳德·里根，另一张是野牛比尔·多诺万。没过多久，他还委托别人给多诺万塑像，将其放置在中情局的门厅，他对这位长者的十分尊敬。凯西觉得自己在用将军的套路管理中情局，他总是大门敞开，广开言路，哪怕是一些古怪的想法。他痛恨官僚主义，总是绕过指挥系统，去下面的办公室探头探脑；他深感自豪，就如多诺万在战略情报局一样，拥有庞大的博士阵容在兰利工作，对企业专家、智囊团和各类大学注入的新思想唾手可得。同多诺万一样，他喜欢去他的海外站参观，不仅为了鼓舞士气，了解在实地为他工作的官员，同时也为了逃避华盛顿的政治战争。每次巡游归来，他总是给里根交付生动的旅行报告，就像多诺万对罗斯福所做的那样。

然而，凯西与里根总统的关系就如多诺万跟罗斯福一样的复杂。虽然他在内阁得到了职位，也在白宫旁边的行政办公楼为自己经营了一间办公室，但与里根的私交并不深。他尽最大努力拉拢南希，但在白宫社交场合，他很少受邀。他从不公开诋毁里根，但他知道总统兴趣狭窄，注意力有限，对外交政策也只有初步的了解。里根有点耳背，在会议上经常听不懂凯西在说什么，因为他总是咕咕哝哝。有朋友怀疑，这位中情局局长在进行敏感行动时，当不想让里根和国会弄明白时，会打开“干扰器”。

但凯西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仿效他的导师。不像多诺万，他鄙视华盛顿的联合报道组，对国会流露的蔑视是将军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且习惯性地把监察委员会成员称为“这些混蛋”。记者们变得充满敌意，议员们则以同样的方法表示轻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保守派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称凯西为“吧嗒嘴”。作为美国研究院经验丰富的分析师和作家，凯西成了一个苛刻的编辑，大刀阔斧对中情局给行政官员的报告进行修改，以便直接切中主题。局里的分析师不久就开始抱怨：凯西越俎代庖，欺负他们，歪曲报告以符合他强硬的意识形态，而且将有独立思想的专家赶出了组织。

凯西接手中情局时，就相信共产主义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就如同“二战”期间的纳粹主义一样危险。他打算利用他的机构发起对苏联的“战争”，就像多诺万当年对付轴心国一样。他认为，正如战略情报局曾帮助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开展抵抗运动一样，中情局现在也应加大对外国政府或游击队反共的援助力度。凯西对其官员说，越战、水门事件、丘奇委员会事件之后，百无聊赖的日子已经结束，他打算对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战略情报局以往“打擦边球”和一切皆“可为” 的文化在他的监管下会在兰利再现，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将击退苏联和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进攻”。某些更圆滑的高级官员警告他，试图开展秘密行动对抗苏联是痴心妄想，凯西没有理睬他们的警告，中央情报局的预算一跃升至30亿美元。确信他的行动处已经过于松散和自得，他决定重组，为战略情报局同心协力的人群腾出空间。他跃跃欲试，准备在阿富汗、萨尔瓦多和波兰等地发动反共秘密战斗，他下令中情局要赢得这场战争，不会因为僵局或缓和政策就善罢甘休。

对凯西来说，尼加拉瓜（他总是称其“尼加瓦瓦”）是个关键，将测试反对分子如何会击败这个国家的马克思桑地诺政权，就如“二战”中游击队战胜纳粹占领者一样。他的行动最终差点搞垮了一位美国总统。里根批准了凯西提出的一个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建立秘密营地的计划，训练数千名“反叛军”，用中情局的数万美元推翻马那瓜政府。正如多诺万在战略情报局一样，凯西也绕过中情局的正规渠道，让秘密行动的积极分子直接向他汇报。国会非常担心出现另一个越南，最终停止进一步给中情局援助“反叛军”秘密行动的资金拨款。凯西受白宫安排，背着立法者偷偷从友好政府沙特阿拉伯、文莱等收集资金，保持反政府游击队不受影响。该任务的特工头目是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一位好胜心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海军中校，凯西把他视为一个桀骜不驯的儿子。

这位从多诺万手下脱颖而出的年轻海军官员，现在作为中情局局长深陷入麻烦。他显然违反了国会指令，向第三国家筹集资金用于反政府武装。在伊朗，他陷入泥潭难以自拔。里根一直困扰于黎巴嫩美国人被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宗教极端分子”绑架的事件。凯西发现一名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贝鲁特站站长威廉·巴克利，惨遭的酷刑和谋杀令人发指，不亚于“二战”期间纳粹对他的战略情报局特工的处决。里根曾承诺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批准了凯西、诺斯和他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提出向伊朗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和猎鹰防空飞弹来拯救贝鲁特人质的要求。中东经纪人安排了中间的一系列的周转。里根还下令凯西，不要按法律要求向国会报告与此有关的暗箱操作，凯西当然乐得卖个人情。

1986年夏，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认为，为人质兜售武器而不告知国会，对机构无异于“自杀”。赫尔姆斯还根据经验之谈，在早些时候对凯西说：“你唯一不能告诉国会的，就是一开始就不应该从事的行动。”凯西对这个技巧并没有上心，也不顾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胆进取的伊朗人释放了两名人质，但抓了更多人质来取代他们，以保证武器的流动。在他看来，这次行动仅仅是一场大型国际比赛中的小比赛，失败的代价也就只有几百枚导弹及其零部件。他完全忽视了所付出的更大代价，那就是国会与公众的信任，大多数美国人在得知这笔交易时都很反感。

这个事接下来还包括一个诺斯孵化的方案，将贩卖给伊朗的军火以高价出手，把赢得的数百万美元利润转移给反政府叛军。接替麦克法兰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声称他批准了资金的转移，但从未知会里根总统。整个卑鄙的勾当不可避免地在新闻报道中蔓延。紧接着，11月25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站到了公众面前，撼动了罗纳德·里根政权。

米斯对媒体透露，伊朗武器销售利润多达3000万美元，可能都支持了反政府叛军。里根宣布诺斯已被革职，而波因德克斯特也已辞职。后来诺斯作证，凯西知道伊朗的军火利润给了反政府叛军，而且对此非常热衷。调查该丑闻的国会委员会相信中校，但是关于凯西实际参与资金转移的证据还不明确。即使诺斯没有把他列入交易的那一部分，凯西所参与的其他部分，连同他为掩盖此事而向国会上报的谎言，都足以让他面临刑事指控，他对拖垮里根总统的任职显然难辞其咎。他差点也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黑暗岁月，信誓旦旦要重建的中情局毁于一旦。“伊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