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法。白宫认为他们的中情局局长已经失控，兰利依然是对赫尔姆斯效忠，并对科尔比让国会插手他们认为有关总统的情报的行为怒不可遏。

赫尔姆斯认为，科尔比的合作与见证是背叛中情局以及美国的行为。一天，芭芭拉接到电话，一位殡仪人员告诉她，一个身份不明者打电话通知他，比尔不日归天，她的家人可能需要殡仪馆的服务。科尔比很强势，而且在欧洲的战斗之旅让他内心无比强大，有勇气和决心不在任何人面前退缩。但私下里，这种诽谤，尤其是在中情局同事之间的中伤，深深刺痛了他。

关于他为什么面对国会可以如此坦率的依据不胜枚举。批评者指责他是一个随性的童子军，一个在忏悔室被误导的耶稣会信徒。有些战略情报局老兵将之追溯到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准军事突击队员，他已经被训练得适应了嘈杂的行动。科尔比从来不会像赫尔姆斯一样，做个对秘密守口如瓶的情报搜集者。科尔比总是在上衣胸前口袋里塞上一本袖珍《宪法》，在其回忆录中表达了更崇高的动机。他认为，中情局是民主体制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需要制约与平衡。他的职责是向公众——那些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经历创伤的人，通过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露一些秘密，说明设立情报机构仍有其价值。

然而，科尔比让家丑外扬的真正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法律上的息事宁人，他对作为律师的儿子保罗坦白说。作为一名律师，科尔比知道，如果在一个反托拉斯案件中，他不做出真诚的努力去遵守法庭秩序，一个愤怒的法官就会收去客户办公室的一切。在这场“僵局”中，法官就是国会。科尔比有必要说服这个机构，通过真诚的努力，出示委员会在他们的发现中所需要的东西。自始至终，他都试图用适当的文字来上交材料，以便让中情局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反之，如果他不再对行政特权毕恭毕敬，国会将通过一系列的法庭传票，用车拉走所有的秘密。他思量着，赫尔姆斯永远搞不懂这一点。事实证明，科尔比这种权衡利弊的、依法行事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他百般阻挠，中情局将有可能已经分崩离析。而与之相反，国会对中情局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仍然符合国家利益。

科尔比的做法到死都没有得到凯西的认同，他在远处惊恐地看着“丑闻”被揭露。当一个朋友向他指出，在一个国会议员向科尔比提出问题时，科尔比在宣誓下只好如实回答。凯西冷冷地回应：“他可以不必听懂那个问题。”考虑到他会成为1976年总统竞选的负累，1975年11月2日，福特总统将科尔比革职。1976年1月30日，在把他的继任者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介绍给兰利总部礼堂聚集的中情局职工后，科尔比溜到了游客停车场他那辆年代久远的别克云雀车上。在他离开时，走廊里的部分员工还鼓掌欢送。

在委员会的调查中，几乎每一个与罪行有关的中情局文件中，都有赫尔姆斯的名字。他先后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达16次，作证100小时以上。他一边躲避在他看来哗众取宠的问题，一边怒火中烧，那些虚伪的议员故意假装不知道总统如何利用中情局对抗危险的世界。

但他内心对自己一度指点过的科尔比尤其厌恶。国会并不是唯一一个要求获得中情局丑闻的政府机构，司法部也希望能看上一眼。迫于兰利职工的压力，科尔比勉强向司法部交出中情局智利行动的档案，让他们调查赫尔姆斯是否在国会作证时犯了伪证罪。1977年11月，赫尔姆斯最终接受不提出任何抗辩的认罪，承认没有在国会面前“充分、完整、准确地”作证。联邦法官当面羞辱他，判他缓刑两年并缴纳2000美元的罚金。他依然表现得傲视一切，在离开华盛顿一家法院时，还对记者说：“我并不以此为耻。”退休的中情局官员凑钱替他交了罚款。

中情局由此痛苦地分裂。赫尔姆斯拥护者认为科尔比是叛徒，而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官员，虽然只占少数，相信他做的事是正确的。1981年，“战略情报局老兵俱乐部”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宴会，在晚宴前的鸡尾酒会上，两者的分歧彰显无遗。宴会厅里都是“二战”时期的间谍和现任中情局军官，赫尔姆斯和他的支持者在一边，而亲科尔比的团体在另一边。在华盛顿一家麦克阿瑟酒水店，科尔比的儿子约翰在车里看见，他父亲走进一家商店，正好碰到赫尔姆斯抱着一箱酒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时候，两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冷淡地互相点了点头。父亲回到车上的时候，约翰探询地看着他。科尔比说：“什么也别问，开车回家。”

比尔·凯西被罗纳德·里根的为人热情、脚步稳健和人缘魅力而迷惑，但是里根的浅薄和善变刚开始也令他震惊。像其他里根班子工作人员一样，凯西越来越欣赏这个人，而且坚定地认为，这位前二流演员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高明。1980年2月，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之夜后，凯西接手了里根麻烦重重的总统竞选活动，结果一路好转。秋天，在里根大败现任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后，凯西被誉为这场胜利的设计师，他期望成为国务卿或国防部长作为回报。

但南希·里根万万没想到，凯西衣着如此邋遢，而且餐桌礼仪也不讲究，觉得他的形象无法做美国最高外交官。前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参谋长、退休将军亚历山大·黑格，在国务院内部很有人脉关系，做国务卿比较合适；而卡斯珀·温伯格，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参谋团成员（而凯西不是），将就任国防部长。里根请凯西做中情局局长，但凯西不冷不热的态度刚开始令总统很惊讶。不过凯西很快就想通了，他先是咨询了战略情报局的朋友，自己又深谋远虑，最后觉得该机构对于促进里根强硬的反共的议程是个理想的高位。

大多数曾在多诺万手下任职的军官，都对凯西去中情局感到兴高采烈。即使是自由派的阿瑟·施莱辛格也很高兴看他掌舵中情局。施莱辛格说，凯西来自多诺万的情报搜集行列，而不是在战后中情局制造了很多麻烦的准军事部队。其他战略情报局老兵对这种选择感到不安。科尔比和赫尔姆斯担心，凯西在兰利会成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在凯西顺利通过参议院确认后，赫尔姆斯开始造访他的办公室，在中情局外的餐馆同他吃午餐。他认为机构中还有些遗留的问题，并为他提出建议，向凯西推荐应该雇佣的战略情报局的老兵，表现得像是这位新局长思想的决策咨询人。凯西对他以前的战略情报局助手很有好感，他设法让里根为赫尔姆斯颁发国家安全奖章，多诺万和杜勒斯都曾被授予过这一奖章。科尔比也写信，建议凯西如何组织中情局间谍来面对未来的威胁，并在信中寄去了他撰写的有关情报的文章，凯西没有理睬那个邮件，从未邀请科尔比到他的办公室或与他一起吃午饭。

凯西一辈子都没变，总是给别人留下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这次去兰利总部也不例外。67岁的他，人高马大、驼背、双下巴，秃顶上飘舞着缕缕白发；他每套西装都价格不菲，但看上去都皱皱巴巴的，就好像穿着睡过觉一样；他用回形针剔牙，开会的时候，一个劲咬着他的丝绸领带尖。局里的官员，特别是年轻的军官，起初都很嫌弃他，把他当成曾从事非正当买卖的政治黑客，之所以爬上局长位子是因为里根欠他一个人情。

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的新老板思维相当敏捷、嗜书如命，案头总是同时放着好几本书；他会使用“情报语言”，在其战略情报局的岁月积累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