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让他的副手去平息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探测，借口是他们践踏了中情局的行动。当尼克松的幕僚希望，让他用中情局基金来支付窃贼封口费时，赫尔姆斯开始举棋不定。总统任命赫尔姆斯为驻伊朗大使，以示安慰。但在这个插曲中，他的狭隘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迫使赫尔姆斯早日离开中情局，放弃退休金收入。

白宫通过一份无线电报通知他，他将被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副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所取代，此人曾为尼克松撰写了关于改革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绝密报告。在兰利的最后的日子里，赫尔姆斯销毁了他偷偷录下的办公室敏感谈话的磁带，以及有关中情局药物测试项目的记录。他趾高气扬地离开了中情局，对该机构有争议的记录没有半点羞愧。当他离开时，中情局的员工挤满了大门的走廊，而且许多人黯然神伤。

在其2月7日就任伊朗大使的审议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宣誓上撒了谎。当委员会成员问他，中情局是否曾为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对手提供资金，并试图推翻智利政府时，他回答说没有。事实上，自1964年以来，在白宫的授意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对智利选举注入大量资金，以防止阿连德当选总统。1970年，当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候选人”在首轮普选中获得胜出选票时，尼克松曾下令让秘密政治战升级，中情局曾企图（尽管没有成功）煽动军事政变，阻止阿连德在智利国会第二轮投票赢得多数选票。赫尔姆斯与辛西娅飞往德黑兰，深信自己没有犯伪证罪。他的推论是在听证会上的大多数参议员，都没有被授权去聆听真相，即使他们有安全许可。尼克松也曾对他下令，禁止与白宫特定小组和中情局以外的任何人，谈论该机构支持智利军事政变的消息。赫尔姆斯争辩道，其所作所为是为保护中情局的秘密及美国国家安全，不能构成犯罪，他只是在恪守本职工作。

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在赫尔姆斯抵达德黑兰五个月后，依然是中情局秘密行动目标的阿连德，选择了在其总统府自杀，而不愿落入策划政变的智利将军们手中。

施莱辛格在职场冷酷无情，但在家中却是一位充满柔情的养鸟爱好者，在中情局上任的第一天就意图进行大洗盘。仅仅几个月，他炒掉了约1500名官员，解雇的大多都是秘密服务的人员。科尔比之前因上司的无能而气愤地离开了战略情报局，现在却鼓动施莱辛格任命他为计划处副处长（不久改名为行动处）。他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内部成员，他最清楚如何肃清该机构的朽木。科尔比和中情局许多人一致同意，首先要铲除那些废物。最终，施莱辛格引发了众怒，卫兵不得不看守他的肖像，以防被污损，后来肖像被挂在了总部的走廊里。中情局的老手和退休人员如赫尔姆斯，对科尔比的厌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没想到曾经是队友的人，居然将他们出卖给了一个“外人”。

施莱辛格一向脾气暴虐，此次更是雷霆之怒。因为报纸报道说，中情局为 “水门夜贼”提供了私闯艾尔斯伯格心理医生办公室的工具。施莱辛格原本有意解雇更多的人，科尔比极力相劝，但却同意了他的另一个要求，中情局所有雇员都可以到管理部门，汇报他们在过去见证的任何可疑活动。结果导致了一份长达693页的报告，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中情局家丑”案，其中收录了几乎所有中情局的肮脏伎俩，如“混沌行动”、窃听美国新闻记者、邮件拦截、使用精神控制药物、暗杀阴谋等等。奇怪的是，所列出的名目比科尔比预期的破坏性要小得多。科尔比向国会委员会监督中情局的高级成员做了内容简报并承诺这种胡作非为不会重演后，大多数人同意“家丑不可外扬”。对施莱辛格和科尔比居然允许编写这样可恶的文件，赫尔姆感到义愤填膺。他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安全漏洞。

在“中情局家丑”案后不久，尼克松把施莱辛格调到了国防部任部长，就水门事件而改组其内阁。当尼克松提名他为中情局局长时，科尔比感到又惊又喜。他认为，总统根本算不上了解他。但事实上，尼克松对科尔比所知甚多。在凯瑟琳病逝的时候，他还亲笔给他写了封吊唁信。他认为国会将批准对科尔比的任命，因为他是个安全、无政治立场的无名小卒，白宫可以控制，而不会像赫尔姆斯后期那样无法掌控。

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批准了他的提名，虽然华盛顿影射他的海报铺天盖地，上面描绘了一个与科尔比酷似的人，在一圈叠加的“黑桃A”上，声称要“缉拿”在“凤凰计划”中的谋杀者。他家中的骚扰电话又开始响个不停，有一个人坚持不懈地打电话，但只在电话中喘着粗气，科尔比让电话公司追踪到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当这位喘着粗气的人再打电话时，科尔比直呼其名，那人喘了口气，挂了电话，从此再也没打来电话。科尔比猜，他一定是吓坏了，担心中情局的攻击队不会放过他。

战略情报局的经历对科尔比的影响巨大，他喜欢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闲荡，居家时总是戴着“二战”时期那个破旧的松松垮垮的迷彩帽。他的长子约翰说，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如何管理中情局有着显著的影响。约翰补充道，虽然他的父亲很快就证明他从来不会盲从。

科尔比就任中情局局长后，总是故作普通人姿态。他开着自己的车去上班，与员工在食堂吃饭；把年轻分析师叫到办公室称赞他们的报告，然后对如何改进他们的工作给出建议；在日程中抽出时间，听取员工的投诉。他提拔了更多的妇女和非洲裔美国人出任高官。随着情报搜集技术的进步，科尔比认为，人类间谍应是“贡献者，而不是独角演员”。然而，他在世界各地增加了从苏联代表团中招募线人的数量，提高了其行动处产出的情报质量，并要求对分析师向消费者提供的报告实行更好的包装。年轻官员赞赏这种变化，许多年长的官员却表示不满，怨声载道，说科尔比固执而一意孤行。他让高级工作人员进行民意调查，将情报报告以每日分类报纸版式分发，以便高层官员可以一目了然，并找出他们的兴趣点。虽然这个想法遭到了反对，但他还是不顾阻挠推出了这一计划，这个国家情报“日报”出版物的发行量大约在60份。部队中的敌人，甚至一些盟友都认为，科尔比有点爱指手画脚，卖弄学问，冷酷无情，令人费解。曾有人言：一个“奇怪的家伙，特立独行”。

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披露了“混沌行动”，以及中情局对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的邮件拦截和监控，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理查德·尼克松引咎辞职后，杰拉德·福特继任总统，在一次私人午餐中，他脱口对《纽约时报》的编辑说，中情局曾密谋暗杀事件，对政治风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特任命他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蓝丝带总统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公众所担心的这个机构是否是个流氓机构。国会也不再满足于让“家丑”高高挂起在兰利的架子上了。调查委员会由两名民主党人主持，一位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另一位是纽约众议员奥蒂斯·帕克，他们要求科尔比交出报告及其他文件，并对调查委员会作证。科尔比愿意配合，他希望通过说服委员会同意安全规则来引开他们的请求，让中情局的重要秘密不至于流入国会山。

数月以来，科尔比日夜操劳。白天在国会上作证，晚上打理中情局。对于像暗杀等敏感的话题，他耐心地向委员会解释，中情局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在被拉到证人席之前，他去拜访了一个杰德堡老战友兼古典学者伯纳德·诺克斯，去试探他对自己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