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名媛一见如故，在整个宴会中聊个不停。两人之后又在乔治敦圈的晚宴中多次相遇。赫尔姆斯似乎对辛西娅所说的每句话都饶有兴致。在餐桌上，能找到一位对他秘密工作之外话题感兴趣的人，令他感觉很放松。辛西娅40出头，经过精心打扮的脸蛋很漂亮。不久他们相爱了。离婚后，迪克（赫尔姆斯小名）与辛西娅于1968年12月结婚。他们在切维蔡斯北边的艾琳街找到了一套公寓。没几个月，外国政府间谍没费周折就找到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地址，并在同一栋大楼租了公寓。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依然留任赫尔姆斯为自己的中情局局长，尽管这位共和党总统几乎不加掩饰地对该机构及其间谍头目流露蔑视。尼克松自1960年起就对中情局怀恨在心，当时他怀疑，中情局的杜勒斯和自由派偷偷窃取了民主党情报，帮助了肯尼迪的竞选。赫尔姆斯发现尼克松在任副总统期间是个好学的人，但却完全缺乏魅力。他对新总统如对旧总统一样表现了绝对的忠诚，有时候甚至愚忠。在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授意下，他发动了“混沌行动”来调查新兴的反战运动，以确定是否是共产党赞助或影响了运动。赫尔姆斯在尼克松上任后继续了这一计划，但他的官员没有发现共产党有任何明显的参与证据。他后来承认“混沌计划”违反了中情局的禁止刺探美国人的章程。

比尔·凯西在大发横财之后，兴趣转向了共和党的政治。1960年，他出任尼克松的义务顾问。1966年，在纽约国会竞选中，凯西未能赢得席位。1968年，当尼克松再次竞选总统时，他为尼克松筹措资金，并为竞选活动撰写简短的书籍。于是，他进入了总统当选人的“视野”。凯西迫切地期望可以赢得担任内阁职位或外交大使的奖赏，但尼克松所能提供的最好报酬就是在中情局做赫尔姆斯的下手。凯西喜欢赫尔姆斯，但认为他是个情报官僚。凯西认为，在一个在战略情报局曾是自己下属的人手下工作有失体面，他闷闷不乐地回到纽约，继续做生意。

1971年，尼克松终于又给凯西提供了一份工作：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十分乐意接受。参议院民主党人抱怨说，一个过去曾被起诉违反证券法的风险资本家，怎么有资格监管华尔街？但凯西的行动却让持怀疑态度的人大吃一惊，他用其在欧洲间谍工作中的热情应付商业监管。两年后，尼克松又再次奖励他，升迁他为副国务卿，负责经济事务，然而结果证明，这不是什么好的奖励。1973年，亨利·基辛格出任国务卿，成了凯西的直接上司，但他似乎对国际经济没什么兴趣，将他晾在了一边。一年后，凯西摆脱了基辛格，成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总裁。在进出口银行的海外差旅中，他喜欢与来自欧洲战场的同事共进晚餐，重温旧时间谍冒险的经历。

1968年3月，科尔比加入了科默的“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计划”团队。因为该项目是军方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手发起的计划，科尔比不得不暂时离开中情局另领工资。他坚信“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计划”能在“战略村计划”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他投身其中，负责监督向南越村民分发50万件武器的工作。但是旧戏重演：各省及西贡政府腐败猖獗。吴庭艳倒台后，一支军队的将领阮文绍继任南越总统。科尔比所能做的就是把渎职的案例交给阮文绍，但他既不关注也不阻止。在到达西贡八个月后，科尔比接替了科默成了“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计划”的负责人，并被赋予大使头衔。年仅48岁的他，在越南成了“另一场战争”的将军，有一架直升机和专用飞机任其调遣。

在他担任最高职位时，科尔比能随口说出一连串统计数据来证明“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计划”的成功，而且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西贡的美国记者。该计划确实已经在南越农村中初现成效，但国务院官员和兰利的中情局分析师认为这微不足道。赫尔姆斯开始留意越战，虽然并非全局，但他倾向于悲观主义者。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越南描述为“整整十年的噩梦”。作为中情局局长，他邀请威廉姆斯学院的大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讨论越战。他在反对美国介入的争论中大获全胜，但那只是因为他有大量的分析数据可支持他的论点，并非他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辩论者。他的儿子丹尼斯、他的侄子盖茨·霍恩，时不时打电话跟他讲述大学校园里愈演愈烈的躁动。赫尔姆斯对这些汇报很感兴趣，但对盖茨说，跟总统讲这些无用，尼克松对他的观点不感兴趣。

在科尔比离开芭芭拉到越南的三年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她留守华盛顿，独自一人应付缓慢形成的家庭危机。他们的大女儿凯瑟琳，生于1949年，在少女时期患有癫痫，20岁出头又得了抑郁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由于她的病情不见好转，1971年6月，比尔返回了华盛顿。对他来说，由于他在越南的服役，美国的首都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在公共场合人们讥讽他，早晨恐吓电话打到他家，把全家从梦中惊醒。他在国会作证时，遭到反战示威者的激烈质问。和平运动视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支持为一个最讨厌的计划，而科尔比则被视为战犯。

针对南越游击队的暗杀和绑架事件，科尔比说服阮文绍以“凤凰计划”登上舞台，这是一项以一种越南神鸟命名的平叛计划，既定目标就是抓获南越游击队间谍，并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捣毁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基层组织。科尔比回到西贡时，对此大力支持。但“凤凰计划”的主要成员是5000名中情局训练的“省侦察队”特工（其中许多人都是罪犯或南越军队的逃兵），他们把暗杀作为了一个副产品。在国会作证时，科尔比最终承认，20000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南越游击队员在“凤凰计划”中被击毙。他坚持说，大多数人死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但很明显在这个数字中，包括许多被“省侦察队”处决的越共成员以及无辜的南越农民。中情局和“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计划”的官员发现，“凤凰计划”实施中，受害者的耳朵、鼻子，甚至头被砍掉。可以理解，该计划让越共游击队安静了些时日，但并没有使之完全消失。正如他初次游历越南时一样，科尔比再次误解了这个国家的真正冲突。无论是吴庭艳、阮文绍还是他们之后继任的军阀总统，南越政府的不民主和腐败都无法逆转，而且无论是常规或非常规战，都无法在对北越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他回到华盛顿近两年后，憔悴不堪的凯瑟琳，因身体内部器官机能停止而去世。她的精神病医生认为她本来有所好转，但那勇敢而害羞的、像她母亲一样长着满头红发的凯瑟琳，最终死于饮食失调。芭芭拉彻底崩溃了。家中的其他孩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那一向内敛的父亲消沉痛哭。

1972年11月，尼克松辞掉了理查德·赫尔姆斯。一直以来，他就对这个傲慢而低效的情报机构心怀不满，这里有不少东海岸精英，但为他提供的报告不是无用就是有失偏颇。尼克松想要“中情局来一个真正的改组”，而他对赫尔姆斯早已丧失信心，认为他无法担当此任。赫尔姆斯认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拒绝让中情局代人受过，因为就在六个月前，有人非法闯入了水门综合大厦的民主党总部。

他的第一直觉总是按总统的命令行事，赫尔姆斯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很配合的。他的中情局官员提供了一名入室行窃者——曾在中情局任职的E. 霍华德·亨特，他曾闯入贝弗利山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分析师已经准备好了艾尔斯伯格的心理档案，此人曾对新闻媒体泄露了五角大楼关于越南的文件。迫于白宫的压力，赫尔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