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艾伦·杜勒斯去世前一个多月，格罗·冯·盖沃尼兹给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说昨天晚上，梦见了与战友在伯尔尼的日子，非常清晰而真实。这位德国人写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是那段神佑且与您愉快合作的日子，此生难忘。”

杜勒斯离开中情局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的帮助下著书立说，也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许多访谈中，为自己在“猪湾事件”中的行为辩解），还时不时出国旅行。1962年，他去越南拜访了科尔比。杜勒斯曾设想成为一名资深政治家，就情报问题提供意见。但在他辞职后，中央情报局和肯尼迪政府从未召唤过他。约翰逊仍有意再次重用杜勒斯，把他安排在沃伦委员会调查肯尼迪暗杀事件，还派他到密西西比州，以示政府打算追捕杀害三个民权工作者的凶手的决心。但由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68年3月，杜勒斯回到了兰利总部，在大厦的大堂，他参加了赫尔姆斯为他制作的浅浮雕半身像揭幕仪式。起初他对雕像的姿势十分在意，担心雕塑家无法雕刻出他的神韵。但这位艺术家很有才，杜勒斯对雕像也很满意。

1969年1月29日，他因肺炎病故。彼时，艾力克·塞瓦赖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称赞艾伦·杜勒斯是“兼具美国老派品格和独创思想之人，比任何人都堪当美国政府新历程的开创者”。葬礼那天，赫尔姆斯虽身患重感冒，仍陪同克洛弗穿过乔治敦基督长老教教堂的走廊来到了棺材前。之后，她飞回了瑞士——在那里，她认识了荣格，精神上得到了觉醒——去再次整理自己的思绪。赫尔姆斯一直都陪着杜勒斯的家人。后来，在1974年，他又参加了克洛弗的葬礼，与琼在一起并安慰她节哀顺变。

比尔·凯西到死也没有机会在“伊朗门事件”的丑闻中为自己辩解。1986年12月11日，赫尔姆斯与他一起在费城参加了罗伯特·C. 埃姆斯成就表彰宴会。此人曾是中情局的一名分析师，1983年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恐怖袭击中被炸死。凯西邀请赫尔姆斯，同他一起搭乘中情局的飞机回华盛顿。飞行途中，凯西举着鸡尾酒杯颤颤悠悠，令赫尔姆斯很是惊诧。当晚，回到家后，赫尔姆斯双手抱头缩在卧室的台阶上，对辛西娅说：“凯西有点不对劲！”她很少见到丈夫如此激动。

次日，赫尔姆斯给凯西的副手罗伯特·盖茨打电话，并告诉他，让他尽快将自己的老板从兰利带去看医生。盖茨早就得知凯西身体欠佳，此前凯西的保安人员曾向他汇报，局长可能在家中摔倒了或撞到家具上了。12月15日早晨，准备去参议院参加另一轮累人的作证之前，中情局医生刚给他量完血压，凯西突发癫痫瘫倒在地，医护人员用担架把他抬了出来。经乔治敦大学医院的神经学研究小组会诊断定，凯西患有脑癌，外科医生切除了部分可手术的肿瘤之后，1月6日，凯西才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了一间私人病房，但他的脑疾并未治愈。大约20多天后，凯西辞去了局长职务。索菲亚眼含泪水，在他给里根的辞职信上签了字，因为他的手已经无力提笔。

3月27日，她把凯西接回了美诺尔家中。5月6日，他在长岛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直到凯西盖棺时，外界对他的争论仍一直不断。在他家附近的圣玛丽天主教教堂为其举行葬礼时，主持弥撒的主教在布道中谴责了美国支持反政府叛军一事，惹怒了在座的亲朋好友。

离开中情局后，威廉·科尔比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写了两本回忆录，讲述了作为一个顾问周游世界，并且一直涉猎情报事务的种种经历。他依然坚定捍卫在越南的行动，并代表该国从海上逃出的难民进行游说。科尔比也从事了大量的自由派事业，例如，支持冻结核武器，停止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并支持使用大麻的合法化。

他对芭芭拉的感情越来越淡漠。正如赫尔姆斯和茱莉亚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工作也让科尔比的婚姻付出了代价。因为比尔无法在妻子面前谈论自己的工作，而且常常离家在外，让芭芭拉独自面对凯瑟琳日益严重的病症，这对夫妇最后也分道扬镳了。芭芭拉对家庭和天主教投入了太多的精力，而比尔却觉得无法与妻子进行心灵沟通。在第二次去越南的旅程中，他迷上了西贡的一个已婚埃及妇女，但他并未有任何行动。1982年，他爱上了萨莉·谢尔顿，一位富布莱特学者，前国务院外交官，曾与他在一个国际商业咨询公司共事。1983年5月，当比尔要求离婚时，芭芭拉又惊又恨，他居然对中情局比对自己还忠诚。分手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乔治敦大学获得了人文学硕士学位。

1984年11月，比尔与萨莉在威尼斯结婚。婚后，他厌烦了罗马教廷的保守政策，不再定期参加天主教会的仪式。

1996年4月27日，星期六晚上，在马里兰州尼尔桑德夫妇的柯布耐克别墅里，科尔比独自享用着一盘贻贝、一杯红酒。像他一样到这里度周末的人，通常会在星期日晚上离开。所以日暮时分，好奇的邻居们发现科尔比那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仍然停在28号车道上时，就顺路过去拜访他。他们发现他家门没锁，晚餐的盘子放在水槽中，酒杯还在桌上，他的收音机和电脑都开着，独木舟却不见了。在25英里外的岩石点，一位居民发现那独木舟底朝上翻着。5月6日，户外探索者终于发现，科尔比的尸体漂浮在附近沼泽的杂草中。关于这个前间谍头目死亡的内幕猜测层出不穷，诸如，他遭到了外国间谍，抑或是有仇必报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暗杀；因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科尔比感到内疚或是因凯瑟琳之死悲痛欲绝而自杀身亡。但验尸结论无疑是最世俗却也是最准确的解释，事实是酒足饭饱之后的科尔比兴致勃勃地准备兜上一圈，结果突发中风或心脏病，从独木舟上掉进冰冷的水中，因低温溺水而亡。

科尔比被葬在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就在他母亲和父亲的坟墓旁边。葬礼之后，萨莉说，她收到了十来封署名中情局官员的信件，称比尔是“咎由自取”。

在被定罪后，理查德·赫尔姆斯拒绝接受法院使他名誉扫地的判决，自己组建了一个国际咨询机构，在股票市场大展手脚，他继续与辛西娅周游世界，并成为一个华盛顿网球和鸡尾酒圈子里的常客。为了与好事的记者保持安全的距离，他劝告辛西娅也远离记者，他自己对在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服务的内容也一直闭口不提。直到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后，他才开始撰写自传透露其中的秘史。之后，他还主持晚宴，与前克格勃官员交换故事。

1993年，他得知自己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一种产生抗体的浆细胞肿瘤。他让辛西娅不要把他患病的事情告诉朋友和其他家人，天性使然，他不喜欢别人缠着他追问自己的健康状况。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继续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与辛西娅一起去更遥远的地方旅游，如俄罗斯东部和北极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辛西娅最终不得不请一位护士来照顾他。2002年10月23日，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在赫尔姆斯的葬礼上，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盛赞他为 “地地道道的美国情报官”。华盛顿的保守派率领着送葬队，将他的骨灰埋在了阿灵顿国家公墓，这标志着最后一个“门徒”也告别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