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艾伦·杜勒斯发现在沙利文-克伦威尔事务所的工作油水很大，但是乏味得令人抓狂。他的兴趣仍然停留在刚刚过去的“二战”和与苏联的新战争上。他依然与之前的老间谍朋友弗兰克·威斯纳等打得火热，一起共进午餐，徜徉在长久的回忆之中。他还参加了战后联谊会，与多诺万、战略情报局的退伍老兵和法国抵抗组织的特工共忆过去的时光。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一事一直萦绕在杜勒斯的脑海。每年的这一天，他都跟吉泽菲乌斯等其他幸存者举行周年纪念，而且持续体恤那些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他准备著书立说，盖沃尼兹开始帮他搜集《“哗变者”和瓦尔基里行动》一书的有关资料。杜勒斯手头资料相当丰富，但他本人的文采平平，他的手稿需要大量的编辑。

尽管他一直与多诺万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战后两人开始渐行渐远。1947年，多诺万曾游说国会授权杜鲁门成立中央情报局，杜勒斯的确就此事帮了他一把。新的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多诺万对战后间谍组织的设想，同时还雇用了许多战略情报局的老员工。杜勒斯一家却劳燕分飞。克洛弗继承了父母的遗产，经济独立，手头阔绰，越来越支持荣格学说，心思离丈夫越来越远。杜勒斯与艾伦·梅西也更加疏远。这个年轻人在朝鲜战争中头部受伤，大脑衰竭，而且一直没有恢复。直到此时，这位父亲才为艾伦·梅西的创伤性脑损伤感到痛心疾首，对儿子表现出了些许同情。杜勒斯最后向他的女儿琼保证，此后要做一个无微不至的父亲和外祖父，但她表示怀疑。

1947年，玛丽·班克罗夫特和让·鲁芬纳特离婚。她继续与杜勒斯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她把自己写的书寄给他，也给他的写作提建议，家中有人故去时发吊唁信，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时表示祝贺。他们的情人关系早已结束。杜勒斯称玛丽是“老朋友”，她现在的确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克洛弗的朋友。1947年，沃利·卡斯特巴尔科抵达纽约重续旧情，但也只是露水鸳鸯。胡佛的特工们怀疑杜勒斯伙同多诺万向媒体泄露了联邦调查局的负面消息，仍继续收集其情妇的信息和他的家庭生活状况。

比尔·凯西不减当年向德国渗透特工时的干劲，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发财之路。他作为风险资本家撰写避税指南，又在媒体、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投资，赚取了几百万美元。他购置了位于长岛罗斯林港村的维多利亚海湾豪宅美诺尔，学会了打高尔夫球，那是联络生意的主要活动项目。他成了“战略情报局老兵俱乐部”的主席，该组织意在为他的战友们谋求战后福利。凯西偶尔也会与多诺万共进晚餐，还将美国研究院针对美国安全所做的报告送给他，两人就世界时事通过长长的信函交换彼此的看法。正如多诺万年轻时候一样，凯西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也渴望得到美国外交政策行家的认可。最初，也就是1967年，他首次试图加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时被拒之门外，吃了个闭门羹。

政治——强硬的反共派——对凯西至关重要。西谢尔认为这位老友对苏联太过偏执，但凯西在战略情报局找到了多诺万等盟友。他跟多诺万将军一道组织了 “苏联自由之美国友好协会”，帮助东欧人逃离共产主义阵营。在凯西支持的商业企业中，他欣然见到：亨利·勒涅里（Henry Regnery）所经营的一家保守党人的出版社，打破了他所认为的自由党精英对图书行业的垄断。

理查德·赫尔姆斯有一间相当朴素的办公室，就位于海军山Q大楼的1249室，离他之前工作的战略情报局总部不远。战略服务部已经接管了“克里姆林宫”，一组立于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两旁、摇摇欲坠的建筑群，冬天透风漏气，夏天炎热窒息。该机构的高级官员为能说服精明强干的前海军军官坚定信仰，守在这个担心随时可能会被杜鲁门关闭的组织而颇感欣慰。赫尔姆斯的年薪是7070美元，而且很快就涨到了8179.5美元。33岁的他是战略服务部最年轻的处长，负责监督大约260个实地特工和总部助手，在欧洲中部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地区，开展针对苏联的行动。他偶尔会顺道前往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向他的老上司汇报机构有关“冷战”的新闻。有时他写信给杜勒斯，验证那些自称在战争中为杜勒斯工作的德国人是否属实。同样地，杜勒斯也把曾在战略情报局内工作的人的名字告诉他，以备战略服务部所用。

茱莉亚为全家找了所房子，在华盛顿特区北部郊区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夫妻二人现在很喜欢他们所进入的这个近乎亲密无间的间谍世界。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从事秘密工作，因为禁止与未经安全检查的外人交往，他们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彼此之间。这对夫妇对从事这项服务的其他官员们也很感兴趣。比如，布朗森·特威迪，曾在麦迪逊大道《普林斯顿人日报》做过短暂的无聊的广告工作后，回到间谍队伍，现在跟赫尔姆斯一起拼车上班；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亚洲情报专家，赫尔姆斯的网球搭档；詹姆斯·杰西·安格尔顿，曾是多诺万的罗马特工，现在是本机构中赫尔姆斯得意的间谍助手。赫尔姆斯的家变成了一个优雅绅士的聚会之地。聚会上，安格尔顿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用动作表演的字谜游戏，来测试他们的大脑，但喝过几轮鸡尾酒过后，个个晕晕乎乎的，没人能表演出T. S. 艾略特的诗句，如：“泥土中的大蒜和蓝宝石，凝结成层状的轴状树。”

婚后九个月，芭芭拉·科尔比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为约翰。他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卡尔，出生于1951年，中间名为布鲁斯，取自其父亲在法国行动的代号。科尔比是个慈父，但与孩子们的实际接触甚少，因为他总是外出执行很多秘密任务。

偶尔，他会飞到路易斯安那州与卡米耶·勒隆追忆过往。战后，勒隆选择了在美国定居。科尔比曾带家人数次去欧洲度假，还带着他们到蒙塔日，找寻“布鲁斯”队伞降的地方，并且在第二天，带他们到当时躲避德国人的沟渠溜达。

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多诺万开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他曾一度在西装翻领上别着美国银星勋章，直到酒吧有人说了一句挑衅的话：“不错嘛，还有个军官有优良表现勋章。”从此，他再也没有佩戴过。战后，多诺万让科尔比与他雇佣的年轻律师们一起帮助企业客户，同时，在其寻求外交政策和情报上的利益时，让他兼做自己的副官。这位将军偶尔也邀请比尔和芭芭拉，和他一起观赏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赛。该大学也是多诺万的母校。

但科尔比认为，让他做一名赚取金钱的企业律师太痛苦了。而且，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而他则是一名自由派民主党人（参与杜鲁门连任竞选活动）。1949年，科尔比迁至华盛顿，重拾他对劳工法的兴趣，做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在他收拾办公桌离开时，多诺万对他说：“别忘了纽约的这帮老伙计。”尽管存在政治上的分歧，将军对这位前突击队员还是充满了钦佩，对他美丽的妻子也很仰慕。

1948年，艾伦·杜勒斯作为一个忠实的共和党人，为纽约州长托马斯·杜威的竞选呐喊助威，但却与哈里·杜鲁门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位总统还批准了他的“功绩勋章”，甚至试探他是否有意出任大使。鉴于政治上的异端，福斯特劝艾伦不要接受任何这样的任命。

但艾伦依然对国际事务怀有渴望，与人合写了一份关于新中情局成长期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