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问题的关键报告给杜鲁门。1950年，他接受了负责管理中情局秘密行动的邀请，不久就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二把手，局长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骁勇善战的参谋长。两人之间难免有各种冲突。杜勒斯不习惯做任何人的下属，他完全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打理该机构的间谍活动。多诺万就秘密行动发表看法；杜勒斯通常会以公函简单地回复一句 “已铭记在心”。史密斯希望当他走进房间时，中情局官员都跟他之前的军事下属一样起身立正，而且他逐渐对杜勒斯神秘的天性产生怀疑，并断定这位副手 “不是较差的管理者，而是对管理一窍不通”。

理查德·赫尔姆斯对职业谋划一向深思熟虑，又顺应内心的呼唤。战后继续从事间谍工作的决定是正确而明智的，他在年轻的中情局很快脱颖而出。1951年初，开始监督该机构的情报搜集行动。之后不到两年，他又再次得到提升，成为行动部部长，参与针对苏联等敌对国家的情报搜集和执行世界范围内的秘密行动。

1950年秋，每天早晨，当“拼车”将他放在市中心时，科尔比开始步行。但他并不朝着独立大道的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总部走去，而是向沿着倒影池旁的摇摇欲坠的营房前行。战时曾派他指挥挪威分队的杰拉德·米勒，如今加入了中情局。科尔比搬到了华盛顿后，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位战略情报局的战友，在两人共进午餐时，米勒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有意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但科尔比对他的劳工律师工作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于是推辞了。一年之后，他给米勒打回电话，接受了邀请。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工作枯燥乏味，科尔比渴望重返“新冷战”，做一名先锋战士。在回忆录中，科尔比写道，在换工作之前，他曾与芭芭拉商量此事。但芭芭拉的回忆却并非如此。她说自己是从一个拼车人的口中得知丈夫加入了中情局。那人告诉她，一天早晨，比尔下车后，没有进入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而是从那里走开了。当天晚上，她才向他追问此事。

科尔比成为这个大众认为群星荟萃、富有神秘色彩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机构中的一员。那里的男男女女很多都来自一流的名牌大学，大都跟他一样聪明、热情，而且大多数都主张政治自由。科尔比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情报“狂热”分子——他蔑视像赫尔姆斯那样工作和生活都是与同一帮人来往的与世隔绝的情报官——但是到他家的宾客不久就变成了中情局官员，而不是那些只知道他在某个政府部门工作的邻居。

科尔比想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向着炮火前进”，他想去负责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但不久就心灰意冷，因为机构决定将他送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两年，去组织游击队，以备苏联入侵西欧后在敌后作战。他在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政治专员工作只是一个幌子。虽然他对芭芭拉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工作，但她作为外交官员的妻子做得无可挑剔。科尔比现在练就了一种本领，总是表现得老气横秋而且无足轻重，就连餐厅服务员也不会多看他几眼。他利用家庭假期伪装到乡下，将中情局的无线电分发给游击队。1953年，他离开此地时，还在怀疑自己所建立的留守网络是否有机会起到作用，因为苏联人袭击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他让比特尔·史密斯做副国务卿来盯紧他的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杜勒斯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中情局局长的继承人，而不是得益于裙带关系。但事实上，福斯特在新当选的总统面前为弟弟美言的作用甚大。参议院对杜勒斯任中情局局长的批准，让中情局官员们齐声欢呼，《纽约时报》也将他誉为“恰当的人选”。但史密斯反对杜勒斯取代他，认为杜勒斯对秘密行动的热情会给艾森豪威尔带来麻烦。曾动用他人去说服艾克任命自己为中情局局长的多诺万，向朋友们预言，他的这位伯尔尼站站长会把现在的中情局搞砸。

杜勒斯管理中情局的手法一如既往，就跟在战略情报局伯尔尼站一样。他在海军山旧的战略情报局总部设置了办公室，把那里弄得跟绅士街23号一样，各种各样的门供人进进出出，还有数个等候室，这样可以将前来拜访的人，特别是隐藏很深的间谍，彼此隔开。

杜勒斯还是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迷，他希望中情局跟伯尔尼站一样引人注目。他将自己家中的电话和地址列在了电话簿上，并在海军山的正门挂上牌子，广而告之这是中情局总部。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城里所有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这是间谍机构，何必要保密呢？

杜勒斯相信，如同他在瑞士的想法一样，情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而且他那种建立联系人的网络深度，那种广阔的视野以及他在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中所表现的果敢，会在对抗共产主义的新战争中所向披靡。他依然将间谍工作视为毕生的追求，并配合在暗中与他一样的“江湖中人”一起不断实践、完善该事业，甚至为了更高尚的事业不惜歪曲伦理或钻法律的空子。他让副手对每个主要任务各司其职，以使自己好脱身去涉猎他感兴趣的秘密行动，并忽略他觉得乏味的秘密行动。如同在伯尔尼一样，他对中情局的所有细节掌握精准，甚至关注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官员赴约晚了哪怕是几分钟，他也会横加指责。然而，他手下大多数特工，都对他敬仰有加。同当时在伯尔尼的线人们一样，他们都因杜勒斯身穿休闲装、嘴叼烟斗的亲切感而着迷。他对刚从战地回来的间谍总是敞开大门，让他们在向各自主管汇报之前，先向他汇报。中情局航空摄影专家亚瑟·伦达尔回忆说，杜勒斯在中情局任职期间，他一直都是“大案负责人”。

尽管在与其特工交换战争故事时，杜勒斯从不谈论多诺万，但他的行动做派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将军的风格。跟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对管理中情局的内部运作不感兴趣，但他这种绕过中层管理人员直接与特工会面，或直接给底层分析师打电话的做法让管理者很恼火。杜勒斯在培养与国会成员和新闻界人士的情感方面，同多诺万将军一样老练，他也会在外派官员到达海外站之前，记住他们和其妻子的名字，让那些官员们感觉自己是局长的老朋友。他与将军都希望通过展开秘密行动做个“玩家”，尽管他很尊重福斯特作为高级官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巡游，那种做派俨然跟国务卿一样。杜勒斯、赫尔姆斯都跟多诺万一样，对“黑暗邪恶的艺术”感兴趣，比如对不知情的对象进行迷幻药测试等。曾在战争中密谋杀害希特勒的杜勒斯，并没有为在和平时期针对敌对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良心不安。在艾森豪威尔的鼓励下，杜勒斯曾命手下人去刺杀了刚果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六个月后，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被誉为 “美国新现象”。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间谍头目很满意，首次安排他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在内阁会议室进行的例会，还让他就世界发展做快速简报。杜勒斯发表了各种轶事的简明报告来抓住总统的兴趣。他把对苏联情报的渗透和隐蔽行动作为首要任务。他担心苏联的核武器工厂已经日益壮大，到了足以与美国展开全面战争的地步，而且这势必将毁灭两个国家。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苏联执意通过其他政治或经济手段称霸世界，他希望中情局的战士们能在各个角落与苏维埃帝国和共产主义作战。他给一位战略情报局朋友写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太重要而且太危险，不容忽视。”他认为，美国年轻人应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