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情局局长

高中时就开始了解其本质。凯西成了他的一个捐赠者，同意把钱投入一个私人基金会，帮助经济拮据的间谍供养其子女接受大学教育。

赫尔姆斯每天开着一辆破旧的普利茅斯汽车去上班，兢兢业业地长时间地投入到杜勒斯针对苏联的监督行动中——结果有好有坏。在他们成功招募的间谍中，有一个苏联情报局官员得罗·谢苗诺维奇·波波夫。六年间，他一直在泄露苏联军事机密，为五角大楼节省了数亿美元的武器研究经费。安格尔顿从以色列情报局搞到了一份情报，是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发言稿。如同当年对待齐亚诺伯爵的日记一样，杜勒斯将此稿透露给了新闻媒体。

但是，渗透到共产主义阵营的跨国界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杜勒斯最终停止了在那里建立抵抗力量的计划。此前，他的特工们成功地挖通了一条进入东柏林的隧道，来窃听苏联的电话电缆。事后才得知，苏联人早已经从英国军情六处的奸细那里得知了此事的始末，最终也验证了中情局从电话中搜集的各种情报并无价值。

杜勒斯就任中情局局长最初的几个月，有一天，赫尔姆斯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拿着需要他阅读和签署的发往海外站的电报。杜勒斯对内容稍加修改后签了名，示意准备起身离开的赫尔姆斯留下。那个早晨有些忙碌，但与杜勒斯在柏林共过事的赫尔姆斯并不觉得诧异，知道马上会开始即兴的头脑风暴。杜勒斯开口道：“谈谈未来。”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对方的反应，接着说道：“咱们机构的未来。”中情局有两个使命：第一，搜集情报，预防另一个让人惊慌的珍珠港被偷袭事件发生；第二，开展秘密行动，暗中影响海外事件的进程。他认为，外国情报搜集项目进展很不错。但在他担任局长期间，中情局要将重点放在第二个使命上。另外，要进行战时他就兴趣浓厚的事情，即在美国政府不出面的情况下，通过秘密行动塑造外交事务。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对“隐蔽行动的各个方面都有强烈的兴趣”。杜勒斯希望他的秘密部门参与，尤其是赫尔姆斯，虽然他没有直接告诉他要立即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赫尔姆斯已经成了老练的情报搜集官员，而他对隐蔽行动的价值一直持某种怀疑态度。

没过多久，赫尔姆斯就看到了杜勒斯要把中情局带入的“轨道”：中情局组织了推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和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政变。白宫认为这两位领导人触动了美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科尔比已经成为杜勒斯新战争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后，他被委以更多重任。从1953年到1958年，他在罗马管理中情局最大的秘密政治行动计划，每年暗中把高达3000万美元的资金输送到意大利的民主党派手中，意图防止共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比尔·科尔比和芭芭拉的公寓就安置在罗马竞技场附近，在罗马生活的五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也就是意大利人所称的“美好印象”。多诺万特意去拜访了他们，并与他们共进星期日午餐。

科尔比完全清楚，中情局干扰他国的政治事务是严重违法的。但根据中情局推测，莫斯科每年要向意大利共产党输送5000万美元，他认为自己机构的干预也合乎道德常理。赫尔姆斯对案头的其他秘密行动项目进行了冷处理，对这些“高风险”的权力角逐将信将疑，而事后证明他的谨慎非常明智。中情局在伊朗力挺的亲西派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居然是个暴君，最终在1979年被什叶派领导的革命赶下了台；在危地马拉，阿本斯的倒台迎来了几十年残酷的军事统治；在意大利，那些秘密输送的资金对华盛顿或莫斯科都收效甚微。在1958年意大利各党派大选中，总票数——包括百分之二十二的共产党的份额，与1953年的得票率变化甚微。

赫尔姆斯早期的抵触，对机构其他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让他在杜勒斯身边热衷于秘密行动的同事中像个局外人。赫尔姆斯还在同事中以优柔寡断而著称。 1958年秋天的某个中午，他与杜勒斯在办公室吃三明治，间谍头目告诉他的柏林才子，他不会被提升为计划处副处长，一个平淡无奇的头衔，但却是杜勒斯手下的头号位子，负责监督中情局海外所有秘密情报搜集和隐秘行动。杜勒斯居然选择了理查德·比塞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成功地参与研制了U-2侦察机项目。比塞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耶鲁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秘密行动的忠实信徒，但对秘密工作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认识却非常幼稚。赫尔姆斯一直对这种苦涩耿耿于怀。在很长时间后，最终杜勒斯向他承认，比塞尔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同时验证了赫尔姆斯的先见之明。

杜勒斯在“二战”期间所表现出的行政缺陷，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任期更加暴露无遗。1960年，67岁的杜勒斯已经体力渐衰，在庞大的中情局组织中，已经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比塞尔率先用U-2高空侦察机进行了高空飞行侦察，但艾森豪威尔和心不在焉的杜勒斯，让他在苏联上空执行了太多的飞行架次来拍摄其战略武器基地。1960年5月，苏联击落了这架飞机，捕获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迫使艾克尴尬地承认了其政府最初公开否认的侦察行动。然而杜勒斯最大的错误发生在大约11个月后，约1300名古巴流亡者登陆西海岸的科奇诺斯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猪猡湾或猪湾事件。当比塞尔发动这场灾难的时候，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发表演说。第二天，他满面惊恐地看着卡斯特罗的国防军，在海滩上扫荡那些几乎手无寸铁的入侵者。在对这次惨败追责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肯尼迪总统引用了他所认同的一句古语：“胜者有一百个父亲，而失败者是个孤儿”。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可能有所不知，这句话是出自杜勒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缴获的《齐亚诺日记》。

走廊中可以听到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如果赫尔姆斯担任计划处副处长的话， “猪湾事件”也许可以幸免，也许吧。中情局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本来白宫还想迫使中情局做点什么来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显而易见，赫尔姆斯绝不会发动一个像比塞尔所制造的“那种规格和那种笨拙的”秘密行动。时隔不久，总统于1961年8月解除了杜勒斯中情局局长的职务。杜勒斯在其任职的最后数月中，负责监督永久性总部大楼的建设，建造地址就在华盛顿外弗吉尼亚州兰利140英亩的农田里，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差事，因为据说肯尼迪曾对其助手说，他想把中情局撕个“稀巴烂”。

科尔比认为，“猪湾事件”的惨败，看起来像是他在挪威炸毁格拉纳河桥的流产计划的放大版本。如果杜勒斯花时间像科尔比一样去侦察其目标，对局长大人来说，也就是与咨询专家商议，他本可以挽救他的工作。在巡游世界的路上，在越南，科尔比对此有了深刻的观察，杜勒斯大大忽视了日益增长的越共的“叛乱”。1959年，中情局将他派到了越南，理由是他法语流利（法语是殖民者强加给这个国家的语言），以及孩提时代在中国度过的三年，让他应付西贡站的工作绰绰有余。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尔比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样奔赴了越南，胸怀高尚的理想，但对这一异域文化茫然无知。越南就如“二战”一样，让科尔比伤痕累累。这个他逐渐热爱的国家成了他的负担。

他以正确的方式开启了他的情报任务，带着家人一起游览农村，并在西贡政府中培养人脉。科尔比很快就得出结论，美国政府以常规军事战略平息共产主义 “叛乱”要误入歧途。1960年，在他晋升西贡站站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