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场以“小时”计量的短暂战役


《泰晤士报》在消息传来一周后宣布：“在古代和现代历史中，没有什么可以媲美滑铁卢战役胜利的影响。”不久，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以滑铁卢战役为高潮的4天激烈交锋，为22年的战争画上了一个句号。1鲜有战役具有这般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将军格奈泽瑙写道：“欧洲的命运正处于危难之中。”2很快，人们开始或是相信或是担心，非凡的拿破仑·波拿巴的生涯，以及被他烙上自身独一无二个性的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革命已成过往。贵族统治英国，法国国王复辟，其他的世袭君主可以再次在他们的王座之上酣眠。这些天确实意义重大。

当世人意识到滑铁卢战役异常激烈而艰难，并且有着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这场战役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时，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的一小支英国军队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英国在努力打败法国皇帝的过程中积累了8.5亿英镑的债务，但是为了表示感恩之心，英国议会仍然投票赞成赠予公爵一处房产，并将之前赐予他的20万英镑增至50万英镑，以便保持他在世袭贵族中的地位。作为拿破仑的毁灭者，他能为所有军事问题下定论。而对于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所有普通士兵来说，他们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滑铁卢战士”①的荣耀。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不久宣称，滑铁卢战役是英国历史上获得的最伟大胜利。直至今天，这场战役继续享有这个地位。

的确，在这场战役的决定性会战中，承受大部分压力的那支军队由一位英国将军率领，这支英国军队在多国盟军中承担了最大的责任。然而，正是通过所有盟国军队的协同努力，他们才在历经4天疯狂的行军和艰苦的战斗后打败了拿破仑。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战，即威灵顿与拿破仑之间唯一的一场交手，就像公爵的那句名言所说，“胜负难解难分，绝对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势均力敌的交锋”。3如果没有普鲁士人的干预，威灵顿麾下那支由英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临时拼凑的军队将会战败。当时，拿破仑认为普鲁士人不可能干预，但这却一直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正如一个英国工兵承认的那样，“这场以‘小时’计量的短暂战役是一次联合行动。荣誉必须被共享”。4

由于威灵顿与普鲁士人决意坚持步调一致，他们赢得了胜利，尽管拿破仑尽了最大的努力离间他们。位于这个成功的英国-普鲁士同盟核心的是3个非常不同的人：46岁的威灵顿严肃、孤僻、能力出众，在社会地位方面野心勃勃；72岁的骑士布吕歇尔经历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和酗酒，他非常受士兵的爱戴，据称他们会跟随他进入地狱的入口；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的“大脑”，负责组织军队、制订作战计划与约束他的统帅，据说他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在普鲁士和英国贵族阶层感到局促不安。他们正遭遇一个老对手，“一个挣脱锁链的恶魔”（the devil unchained）。在1814年战败后被强制流放的拿破仑·波拿巴回来了：天才、暴发户、现代主义者、解放者、暴君，一个谜一样的人，他被广泛认为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优秀的将领。

这个精彩的故事被要求公之于众。在事件发生后数周内，威灵顿公爵就收到了一名自称历史学家的人的第一封问询函。“你提出的目标很难实现，如果真的实现了，将会非常招人不快，”他于1815年8月回复说，“一场战役的历史无异于一场舞会的历史。有人或许能回想起决定战役胜负这个大事件的所有小事件，但是没有人能想起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或者是每个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而这决定了它们完全不同的价值和重要性。”5这个古怪的譬喻非常贴切，它让人回想起了在最初几场战斗前的夜晚里士满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相比大多数战役，滑铁卢战役更像是一大堆在极度匆忙中进行的混乱事件，人们没有时间吃饭、睡觉或是进行官方记录，即便在这场战役结束后不久，也很难准确回想起当时的具体情况。

威灵顿拒绝讲述这场战役历史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将不可避免地暴露那些表现不佳者，因为“一些人的错误或是不当行为给了他人表现优异的机会，这多半是由于物资耗损，而你无法在不涵盖至少部分参战者的过失或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写出一部真实的战役历史”。这一点他说得有道理：当时，各个军团和国家的荣誉是神圣的，在更大的利益面前大多数的个人过失被宽恕。参战者如今早已离世，但是军团甚至国家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对荣誉的敏感，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以致于损害了客观真相。

尽管威灵顿有疑虑，但是至少有7部历史记录在1815年出版，另有9部在1816年问世。对于这些作品，公爵的评价不高。他不耐烦地回复一名记者：


关于滑铁卢战役，英国人有权获得一份详细且准确的记述，对此我没有异议，我只是反对他们被那些以“陈述”“公正的描述”等为标题的小说误导与蒙骗。那些小说包含好奇的旅行者从农民、列兵、个别军官等处收集来的故事，它们被当作真相出版于世。6

在回答另一个想知道如果所有的“记述”都不可靠，有什么原始资料可以安全采纳的历史学家的提问时，威灵顿写道：“现在你希望我为你指出，在哪里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事件靠得住的真实资料。我只能回答，你可以参阅我发表在《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的函件。”7后来，他详述了这个关于战史学家责任的观点。他们应该


努力寻找他们写作主题的最真实细节，留心研读所有相关的已出版作品，尽量选用那些由官方记录，并且由公众可信赖的权威机构出版的资料。接下来，可以留意这些作品的后续进展，虽然它们不是同时期出版的，也很少关注私人言论。而不管是私人做出的书面报告还是口头表述，尤其是后者，大多离战斗发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与传播或做出它们的个人本身的表现有关。8

这又是一条合理的建议。如果他的记述能更完整、诚实和可靠，历史学家或许会采纳它。不幸的是，威灵顿是在极度疲劳时仓促完成那些函件的，它们充分描述了威灵顿目睹的战斗，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他没有见到。他授予近卫步兵和重骑兵荣誉，让他们成为大部分事后英方记述的核心，到了言过其实的程度。此外，他对盟军的积极作用言之甚少。尽管对普鲁士军队热切称赞，但是他关于在普鲁士军队取得突破前，己方的决定性攻击赢得了这场战役的断言，成功地贬低了他们在普通英国人眼中的贡献。

即便在当时，许多人也对公爵记述的完整性与公正性表达了不满，并警惕他对新闻管制的兴趣。一名参战者一直等到他可以使用巴黎的法国民用邮驿系统才将自己记录的事件说明寄回家：


由于威灵顿公爵很想打压人们对他行为的非议，军队里的半数信件没有寄出去，它们可能正在接受文书的全面检查。总的来说，将一个人的所知所想全部道出是不安全的。不可能抗辩《公报》对此战的声明，因为严格来讲它是真实的。然而，它省略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趋向于改变《公报》的记述，因而有充分理由压制它们。不过，你不会想到在17日近卫骑兵团冲锋之前，第七骠骑兵团和第二十三轻龙骑兵团一部已完全溃败，或是18日由于逃向布鲁塞尔的一些德意志和比利时骑兵最初散播的恐慌，军队后方陷入一片混乱。如果这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