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况被更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这场战役很可能会失败。当波拿巴第一次攻击我们的战线时，我们都在睡觉……9

助理军医约翰·詹姆斯的话足以提醒我们，官方资料可以像私人记述一样有所疏忽或是不诚实。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协力禁止披露某些事件，构建公共档案。10

此外，如果说威灵顿急于使滑铁卢战役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讲述，他不是孤身一人。关于这场战役的早期史学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拿破仑的副官加斯帕尔·古尔戈的一部作品。刚从圣赫勒拿岛返回的他，声称自己表达的观点的权威性不亚于拿破仑本人。古尔戈认为，这场战役遭遇惨败，不应指责拿破仑，而应归咎于他人，主要原因是奈伊元帅和格鲁希元帅的背叛与无能。奈伊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1815年12月他被处决，尽管事实上有几个人这样做了；而格鲁希则逃到了美国。11拿破仑出版于19世纪20年代的回忆录做出了第二次贡献，多数后世的法国编年史以拿破仑是英雄还是恶棍，以及其他人是否应被责备而分化。

在这场战役之后，由于傲慢地宣称独当大任，从而获得了胜利，英国人（尤其是在夸大英国对获胜的贡献方面有政治利益的威灵顿公爵）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惹恼了他们的盟友。从那时起，同盟各国的许多史学作品围绕各自军队所做的贡献争论不休。英国军官挖苦比利时人，而奥兰治亲王虽然当时可能固执己见并且经验不足，但是不可能在战争期间犯下英国与德意志军官私下指控的所有军事罪行。格罗尔曼、格奈泽瑙和威灵顿公爵彼此不喜欢，虽然他们在1815年相当有效地抑制住了个人情感，但是在事后关于谁应为赢得或是几乎输掉这场战役负责的争论中，他们尽情地阐述了自己的偏见。这些争论也受到彼时政治局势的影响。

因为它不同寻常的重要性，这场战役变得难以研究和描述。首先，人们通过撒谎辩解他们的不足，并夸大他们的成就。从拿破仑皇帝到威廉·西伯恩②上尉采访的最不起眼的军官，这点适用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威廉·西伯恩撰写了这场战役的详尽历史，并于1844年出版相关著作。其次，人们很少知道自身周边环境之外发生了什么。对于滑铁卢战役本身来说，尤为如此。即便是像“后退了不长的距离，在军队后方观看战斗进展”的英国补给官，不久就发现“当浓烟从左翼弥漫到右翼，整个阵地都被笼罩其中，什么也无法看清”。12

随着时间的推移，席间传述的轶事被铸造成事实，或者人们改写自己的回忆录以吻合历史学家的论断，某些生动情节（一些基于事实，一些则完全是虚构的）主导了记述，而平淡一些的细节却被遗漏了。1842年，威灵顿54岁的秘书菲茨罗伊·萨默塞特被要求为威廉·西伯恩提供自己所经历事件的版本叙述时，他觉得“每当必须回忆和谈论这场战役时就会发现自己被欺骗过多，考虑到不断地从人们那里听来的言论是多么的矛盾，但大家依然认为他们所有人的证言都无可争辩，他就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也无法设想你可以达到准确的可能性”。13

考虑到这些困难，要了解滑铁卢战役期间真的发生了什么是一个挑战。采纳威灵顿公爵的建议和给予官方记录以高度重视，不会有什么坏处，即便为了取悦接受方，它们甚至可能歪曲真相。高级军官递交给威灵顿的报告尚存，但是团级报告大多已遗失（无论如何，这场战役的进展太过迅速，无法进行准确记录）。法国高级军官的报告到6月17日都是有用的，但是不言而喻，除了发给官方报纸《箴言报》（Moniteur）的那些消息，以及诸如奈伊和德鲁奥等人所做的事后演说和报告，6月18日的记录鲜有留存。普鲁士和汉诺威的报告质量更高，内容也更加丰富，近来也更易于获得。

不足为奇的是，从早期开始，历史学家就寻求以个人记述补充官方记录。个人记述很快就变得非常充裕。仅法军一方存在一定程度的沉默；威灵顿麾下军队的记述十分充裕。这种“口头历史”不符合公爵的口味，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理念让他震惊，尽管他已经正确地辨识出这种记述的缺陷：不可靠，有时所知不多，有时耸人听闻，有时又刻意撒谎，经常夸大其词、自命不凡和自我开脱。

由参战者讲述故事的问题因它们获得的市场而加剧：拿破仑战争将战争回忆录转化为一种可供出售的文学类型，而虚构或半虚构的传记以及连载记述开始作为副产品出现。有时很难区分真实记录与虚构叙述：实际参战者的叙述可能饰有虚构的细节，而一则虚构的故事可能以实际参战者的综合经历为根基，并且牢牢遵从它们，以至于像真实回忆录一样难得。14

考虑到这些困难，只有尽可能多地将碎片化的证据拼凑在一起，同时仔细审视每一个证据，以便揭示它们寻求传达的想法，这样一来任何类似事件的真实模式就可以重建。关于这场非凡战役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许多发生的事件仍然为人所未知，尽管它被精细入微地研究过。双方为何都未能在6月16日将他们的全部兵力带到战场，这引发了持久的争论，而6月18日战斗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仍引发争议。

近年来，除了来自英国与欧洲大陆档案馆的官方报告和统计数字，一些勤奋的研究者第一次获得了大量新的一手资料。其中，重要的是先前寄给西伯恩的未刊出信件，以及（到目前为止）5卷与滑铁卢战役相关的书信、日记以及回忆录的出版。③加雷思·格洛弗贡献的这两套原始资料又由至少250份在网上发布的记述（1815 Limited）和成卷出版的尼德兰与汉诺威军队的文献加以补充（有时会有重复）。④我想使用由这些数量显著的新材料提供的新见解，以便重新考量困扰滑铁卢战役的种种争议。顾及许多新发现和影响阐述的细节，我重新审阅了早期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尽可能分层剥除后来的传说，力图重新揭示事件的真实次序。由于近期许多珍本和之前难以获得的书被数字化了，地图和图片也是如此，这项工作变得有所简化。我也同样受益于皮埃尔·德·威特的努力。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阐明了各支军队进展的细节，并将大多数存留下来的命令与报告以它们的原始语言刊出。许多其他基于网络的研究也对我的考证贡献良多。

借此机会，我将所有的新材料汇入到一部详细且权威的战役记述中去，致力于阐明所有共同决定战役最终胜负的因素，比如运气、判断、计划、意外和天气。

新的记述影响了几乎所有熟悉要素的解释：拿破仑在6月15日与16日遇到的困难；威灵顿的间谍和情报；他的军队集结延误，他承诺给普鲁士人的援助；德隆未能在6月16日任何一个战斗中发挥作用的原因；6月17日威灵顿在雨中的撤退。受到新见解的冲击最为显著之处是德意志部队同威灵顿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内容：其中一大部分揭示了乌古蒙内部和周边的战斗，特别是在滑铁卢威灵顿中路防线的崩溃。滑铁卢本身是一场险胜。但如果在这4天的前两天事情的进展能稍微有利于拿破仑，这场会战将不复存在。它本身至多只占整个故事的一半。

当他们的计划遭遇意外和混乱而改变，或是遭遇瓢泼大雨而毁掉了一次急行军时，我试图深入指挥官们的大脑。当将领们在战争的迷雾中不停思考他们的方向时，我想解释每一个新启示的意义和每一个不幸的疏忽。在传达由参战者遭受的不适、恐惧、饥饿和可怕的创伤，在描述各国所有卷入战役的将领和普通士兵的焦虑和动力的过程中，我希望给予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