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快逃命！

6月18日下午4点到6点，滑铁卢到布鲁塞尔

在盟军位于滑铁卢的阵线后方，许多村民走出来或在楼上观战。一个校长的16岁儿子回忆道：“我们可以看到火炮的闪光，听到相当明显的开火声响，不过烟雾使得我们无法看清实际的战斗情况。妈妈被吓坏了。”大约3点，伤员开始从蒙圣让沿着小径艰难而上，而铺有石子的那部分道路被满载着弹药的货车、救护车辆与给养马车阻塞。伤员来到男孩的屋子讨水喝，他的父亲让他带着一桶掺水的啤酒待在外面。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了“快逃命！”的呼喊声。

负责英军第二师补给的塔珀·凯里时年22岁。直到他的将军亨利·克林顿爵士告诉他前往后方，并在“战斗结束后努力找到他们，如果有可能就带来补给”，他一直待在该部的司令部。他继续逗留到部队被命令从梅尔布布赖讷前进，然后骑马后退半英里，加入了一些正在观战的补给官同僚之中。

很快，“整个阵地就被浓烟笼罩，什么也无法看清”。凯里带着他手下的两个军官前往滑铁卢寻找粮秣，不过他们才刚抵达村子，“一次相较于上次更严重的恐慌就突然侵袭了随军人员，并且重新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的场景，这终结了任何生意往来”。他说，比利时军队正在“背离他们的旗帜，一路上传播敌人正接踵而至的传闻”。凯里被人群冲走，但是一段时间后他决定返回并仔细侦察滑铁卢，以便调查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道路上挤满了整连的比利时逃兵，有步兵也有骑兵，还混杂着数量众多的受伤军官与士兵，他们对战事的进展进行了悲惨与沮丧的描述。这连同大量各种各样的俘虏，在一场大战的后方形成了通常会出现的忧郁场面。

然而，这一惨淡的第一印象被一扫而空，当


喊叫声从远方传来，紧接着一群人逐渐走近，并制造出了一个与我们周围相反的奇特与欢腾的场景。他们由一支苏格兰灰骑兵与恩尼斯基伦龙骑兵的分遣队组成，还带来了两面刚刚从敌人那里夺得的鹰旗。每个人都有伤或残废了。一面鹰旗仍保留在旗杆上，并被高高地举在空中；另一面则在混战中从旗杆上被折下，为另外两个人所有，他们也同样竭尽所能展示自己的战利品。士兵的外表也引人注目。一些人在战斗中丢失了头盔，于是就用手帕包扎仍在流血的头部，另一些人的手臂挂在吊带里，其他人衣衫褴褛，好像他们曾在近身争斗中短兵相接，并被拖入泥潭。他们骑乘的马匹身上的各个部位同样遭受马刀砍伤与其他创伤。特别是有一匹马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注意到一大块肌肉被榴弹的弹片从它的臀部撕下。1

这些受伤却兴高采烈的士兵，同失落、困惑并且意志消沉的各国部队混在一起。来自像卡尔·雅各比所属的吕讷堡营与重骑兵旅这种受损严重的部队的士兵，同拥有较少借口的部队的士兵一道前往布鲁塞尔，比如坎伯兰公爵的骠骑兵团。除此之外，一些陪同伤员的士兵也决定离开战场；其他人就只是想要逃跑，像汤姆·莫里斯的后排士兵或第十八骠骑兵团的戈登中尉。

汉诺威民兵部队的军医在蒙圣让风车磨坊附近的一些建筑物里设立了他们的医院，不过在目睹了这一见所未见的破坏之后，初级军医与乐手擅离职守，加入了溃逃的大潮。只有贝斯特的高级军医和一个初级军医仍留在那里照料伤员，而他所有的军需官与许多士官、列兵跟随辎重一道撤往布鲁塞尔，甚至安特卫普。其他师的情况无疑也是如此。下午晚些时候，当它处在法军的猛烈炮火下，被攻下似乎迫在眉睫时，英军将设立在蒙圣让农场的前线急救站撤离，而能行走的伤员出发前往布鲁塞尔。2

与此同时，塔珀·凯里和他的助手


进入了苏瓦涅森林。难怪一场恐慌可以轻易在这种时刻扩散开来，因为战斗中炮击（此战中有300到400门火炮开火）的混响与回声令人惊骇，足以吓倒那些不受军纪管束的人。逃亡者的数量并不像前一天晚上那么多，但他们看起来同样心惊胆战，仿佛敌人就在不远处。这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一些分遣队可能已到达我军的后方。道路也与森林一样，挤满了比利时逃兵，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穿得很像法国人，而他们从中察觉到一些人来自不同的地点，就不难把这部分人想象为敌人了。这使得逃跑的势头有所持续，并且这一次道路左右两侧被前一次恐慌时的废弃物堆满，场面总的来说让人沮丧。道路两旁各有一条沟渠，里面堆了一些乡间货车，它们装载的成袋谷物和饼干倾倒而出并被浸湿。在其他地方仍然残留了一些行李，其中还有侧翻了的里士满公爵的马车，它同其他东西一道被抛掷在一旁，以便弹药车从后方赶来。

然而，并不是道路上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恐慌。凯里尤为称赞了一个“携带弹药的炮兵分遣队”，他们正“逆着逃亡的人流，从容不迫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继续赶往前线”。

回到滑铁卢，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些补给官同事。“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最焦虑的时刻，尤其是因为由伤员从前线带来的消息最为令人气馁。在战斗的这一阶段，没人敢下马，更不用说离开它们片刻了，因为在混乱中它们有可能被那些正匆忙步行逃向后方的人顺便骑走。”

大约下午5点，他骑马返回蒙圣让村搜集消息。“受伤的军官与士兵陆续赶来，不时有一发实心弹被看到弹过，但是除了高地上的烟雾与无尽的火炮和滑膛枪的咔嗒声，什么都听不到，也看不到。”

在更往后10英里的布鲁塞尔，政治家托马斯·克里维正感到“极度的惴惴不安”。大约下午3点，他“朝着军队的方向走出城镇两英里，看到一个最为异样又繁忙的场景，伴随着道路上的各种事物，布鲁塞尔的周日人群都来到了那慕尔门以外的郊区，他们坐在桌旁饮用啤酒，吸食烟草并取乐，就好像是赛马或者其他运动正在进行，而不是一场大战斗得

正酣”。3

但是，在城里，“恐怖和混乱在周日达到了最高峰。法军取得彻底胜利的消息传来，并被普遍信以为真”。4克里维的继女伊丽莎白·奥德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为痛苦的一天”。上午，还没有消息传来，不过大约下午4点，她“冲进”克里维的房间“宣称法军正在城里”。之后，重骑兵旅冲锋的消息流传开来，大约一个小时后，俘虏和被俘获的鹰旗随之而来。5乔治·斯科韦尔爵士的马夫目睹了塔珀·凯里早前在滑铁卢附近看到的携带鹰旗的同一批英国龙骑兵经过，他们“全身沾满了泥浆，以至于只能隐约看到他们穿的红色外套”。6一些人还带来了他们随后被法军骑兵击败的坏消息。

克里维走出家门，遇到了另一位政治家，他一直在“观战，或在离它很近的距离”，并且他“认为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糟糕”。这个看法并不稀奇。在通往贝勒维旅馆的台阶上，一个近卫骑兵告诉他：“先生，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喜欢事情的进展。法国人如此顺利，我不知道什么才能阻止他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