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这场悲惨战争的影响

没人预计到在布鲁塞尔附近会有一场战斗，直至这场战役以如此意外且剧烈的方式打了起来。因此，当第一批伤兵从四臂村抵达时，布鲁塞尔几乎没有做接纳他们的准备。城里已有小型的军队医院，安特卫普和奥斯坦德也有，用以照料比利时境内生病的士兵，但是它们不足以容纳突然涌入的大量伤员。

所以，6月17日，布鲁塞尔的市长发布紧急呼吁，请求“他的市民在市政厅存放尽可能多的寝具，尤其是床垫、草荐、枕垫、床单和毯子”。他相信富裕的家庭会对此做出回应，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伤员和生病的士兵分配到他们家中”。这一天晚些时候，他提醒市民注意“盟军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已于今日在城中开建”，并要求人们将拥有的旧亚麻布或绒布存放到他们教区的教士处。

医院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建成，因而大多数军医仍待在军中，不过公众极富人道主义，纷纷对市长的诉求进行了回应。到了6月19日上午，


数以千计的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和英国伤员，货运马车、四轮货车以及其他各种载满伤员的车辆不断抵达。伤员不分敌我，统统被放在稻草上，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伤员之间只以林荫道作为间隔，而且他们近乎缺乏外科陪护。但是，布鲁塞尔美丽女士们的仁慈和不知疲倦的努力，极大地弥补了这些不足。在匆忙中很多人被雇用，一些人负责包扎伤口，另一些人负责供给茶、咖啡、汤和其他能够舒缓人心的营养品。与此同时，许多人帮助伤者擦除血污，脱下被血渗透的衣物，为他们穿上干净的衬衫和其他衣服。实际上，城里许多漂亮和富裕的女士此时全都不在意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看法，而是鼓起勇气坚持维护自己的想法，表现卓越……1

这一天早上，在资深军医的陪同下，第十五骠骑兵团跟随威灵顿的军队前往尼韦勒追击法军，而资历较浅的助理军医去了布鲁塞尔。于是，威廉·吉布尼留在了滑铁卢以便照看他们的团长莱顿·达尔林普尔和其他重伤的军官。“在这些村子伤员的住宿条件非常差，每座房子都挤满了伤员，达到了它可以容纳的极限，并且救济品极少，通常没有。站在大街上都能听到伤员的哭诉和求助声。但是即便这么糟糕，它也是一个避难所。”天亮时，


我惊慌地看到道路两旁无差别地躺着各个军队、各个兵种伤情各异的士兵。有些伤员恳求得到医疗救助，另一些则沉默不语，似乎已把死亡看作他们痛苦的慰藉。当然，无法救助每个人。躺在各处的伤员数量太大，因而无法均等比例地分配救济品，毋庸置疑，因为未得到及时的照料而死掉的伤患不在少数，虽然这个情况主要是指法国俘虏，因为我们自己的士兵自然要求首先得到医治。

随着英国伤员被转移到布鲁塞尔，在滑铁卢度过3天后，留给吉布尼的几乎全是法国伤员。村子一片混乱，在繁忙拥挤的道路上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即便现在，在第三天结束时，战场上的伤员还是没有被完全带到这里，一些法国人还在等待转移。令人悲伤的是，医务人员和助手还是尤为不足。”2伤员的坚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与其他人记下了他们中有多少人将生命奉献给了波拿巴。

像吉布尼一样，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助理军医唐纳德·芬利森也留在了滑铁卢，“尽可能多地集中和照料伤员，帮他们包扎，之后将他们转移”，到了6月23日，他被命令前往布鲁塞尔，“在医院进行协助”。他想留在那里，照料“同一个团中遭受不幸的大腿压缩性骨折的一位校友”，他告诉资深军医，他的朋友“病得很重，我担心他的安危，非常想留下来照顾他”。不过情况有了好转后，他被命令前往法国同他的团会合，并被告之“其他军官处于同样的困境，都是这场战争造成的苦难”。3芬利森本人则在11月前去世，死因不明。

医院助理乔治·芬利森是唐纳德的兄弟，6月21日他从英国抵达布鲁塞尔，当即展开了工作：


我们整整忙了3天，以便让我们的伤员得到庇护，伤口也得到妥善处理。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医务人员合过眼，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便是如此。数百辆货运马车、四轮货车等拥挤在通向医院的街道上。我们进行了众多手术，虽然许多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在受伤4至5天后才被送到我们手中。而那些在战场上就地进行手术的伤员恢复得不错……人们发现无法将死者埋葬在战场上，因而他们和马匹的死尸被堆到一起，然后被焚烧。100人被雇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来自附近各个教区，到6月26日，战场上的死尸将被清理干净。4

在布鲁塞尔，成千上万的人志愿生产皮棉，为伤员包扎伤口，以及在病床旁看护他们。6个军用综合性医院突然在教堂和兵营临时建立起来，比利时的民用医院也是如此。其中最好的是位于上城区的耶稣会医院和颂报医院；其次是孤儿院、圣母院与伊丽莎白兵营的医院，这几家医院虽然地势低洼，但是干净且通风良好；最差的是位于下城区沼泽地的宪兵队医院，先前它曾是肮脏的警察营房，之后被改造以接纳伤势最重的法国人。而不伦瑞克医院位于他们已故公爵在拉肯的前司令部附近，同样坐落于低洼沼泽地带，相对于众多的伤员来说，它的面积太小，使得他们不得不互相挤压着躺在地板上。坏疽猖獗，几乎所有做过截肢手术的伤员最后都以死亡而告终，他们的死因不是坏疽，而是一种可以在一两天内杀死患者的高热病。在更后方的安特卫普，另外5家医院至少照料了2500名伤员，仅仅制绳厂一处就容纳了1000张病床，那里由附属于海军基地的制绳工棚改造而成，有0.25英里长。其他城镇的医院同样救治伤员，比如登德尔蒙德。

6月23日，当伤员的人流刚刚开始涌来时，唐纳德·芬利森估计可能有6000名受伤的法军俘虏，他写道：“昨晚，供应处的一个部门为他们中的4000人提取了食物配给。”日记作家范妮·比尔内嫁给了一个法国保王党军官，她花了半天时间照料英国伤员，而她的一些法国贵族朋友则投身于服务自己的同胞。因为伤员数量众多，造成资源紧缺，这意味着他们将遭受巨大的痛苦，就像比尔内解释的那样：


大量的英国、比利时和盟军伤员自然第一时间运送到布鲁塞尔的医院和事先安排好的房间，但运送和布置的时间太长，以至于货运马车、四轮货车，以及其他各种可获得的或可夺取的车辆不间断地运作，它们不时折返于城市和战场之间。不幸的法国俘虏必然是最后才得到救助，他们被收容时，已经过了一周或者至少五六天的时间。虽然我得到保证，无论何地，只要有可能，都会给予他们医疗和手术援助，但是他们的皮肤和衣物上干涸的血迹，彼时已和因为疏忽照料而导致的可怕溃疡混合在一起，这造成的疾病十分具有传染性，以至于每当有新病人送来，每个居民、店主，甚至是最普通的人，都要使用古龙水或者醋，以避免传染。5

对法军的救助并不被优先考虑，不过若发现及时，他们也可以获救。第九十三战列步兵团的少校约瑟夫·吕尼奥所属的部队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高大玉米地中进行散兵战，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躺在战场上5天后才被英军发现，最终他在英国被治愈。第一战列步兵团的多米尼克·莫德尔则卷入了乌古蒙周围的战斗，他头部中弹，在战场上躺了3天，之后才被带去一个村子，然后又被转移到布鲁塞尔的一个教堂。直到6月30日，他才被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