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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地点的狮子丘建于1820年,在1826年完工。在建造过程中大量泥土被挖去使用,从而破坏了战场的原貌。“垂直高于沙勒罗瓦大道40英尺”是1817年“剑桥郡”团的阿瑟·戈尔上尉在陪同制图师本杰明·克兰进行测量时记载在笔记中的说法,但实际上由于山脊的泥土被移去建造土丘,只比地面高数英尺。戈尔想必是夸大了它的原有高度,图纸表明它的高度大约是20英尺,但是也十分陡峭,足够杀死一些不幸的胸甲骑兵了。211831年,土丘勉强逃过了进军的法国军队的破坏,但地貌还在持续改变,一个世纪的新式农业将大部分不规则地形夷为平地。

5000万法郎的税收从法国征得,用来给得胜的军队发放奖金。分配到威灵顿麾下军队的奖金于1817年被支付,所有的参与者都分了一杯羹:威灵顿公爵获得了6.1万英镑(不过他将其中的4万英镑还了回去),将官获得了1274英镑10先令10.75便士,校官是433英镑2先令4.25便士,上尉是90英镑7先令3.25便士,中尉和少尉是34英镑14先令9.5便士,中士是19英镑4先令4便士,列兵则是2英镑11先令4便士。

在每年的滑铁卢战役纪念日,公爵都会在阿普斯利邸宅举行宴会。1818年从法国归来后,威灵顿进入了政界,在连续获胜的托利党内阁就职。他在1828—1830年及1834年的一段短暂时间里担任首相。公爵拥护天主教解放,不过抗拒改革。他的风流韵事仍旧不断,他与交际花哈丽雅特·威尔逊的私通还引出了另一句著名的珠玑妙语——“出版吧,该死的”。②1846年辞职后,一直到1852年去世,他一直是军队的总司令。

作为对他服役的奖赏,阿克斯布里奇被册封为安格尔西侯爵。他支持摄政王与不伦瑞克公爵的姐姐卡罗琳王妃对抗,并在威灵顿的政府中担任爱尔兰总督。同威灵顿一样,他支持天主教解放。当威灵顿还活跃在政界时,罗兰·希尔在1828—1842年担任军队总司令,还成了一个狂热的猎狐者。菲茨罗伊·萨默塞特跟随威灵顿加入了托利党的政治活动,他于1838年晋升为中将,在1852年成为拉格伦男爵。他带领英国远征军前往克里米亚,不过1855年在那里死于痢疾和抑郁。亨利·哈丁也进入了政界,他在威灵顿的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在1844年第一次锡克战争期间他是印度总督,在1852年之后他接替威灵顿担任军队总司令。哈里·史密斯先后在印度和非洲南部服役,在非洲南部服役时,他作为好望角总督进行了一段动乱的统治,莱迪史密斯即是以他的妻子胡安娜的名字命名。哈里·史密斯同时也是威灵顿葬礼的旗手之一。玛格达莱妮·德兰西将她的痛苦经历写成《在滑铁卢的一周》(A Week at Waterloo),用于私下流传。她事后再婚,不过于1822年生育第三个孩子时难产而死。她的书于1906年出版。

乔治·凯佩尔是滑铁卢会战中幸存下来的英军军官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于1891年以将军和第六代阿尔比马尔伯爵的身份去世。幸存下来的英军普通士兵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是第七十三步兵团的莫里斯·谢伊,他于1892年去世。

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命运往往是不起眼的,不过少数还是可以挑出来的。约翰·哈迪·詹姆斯(1788—1869年)于1816年被选为德文和埃克塞特医院的外科医生,并在他的家乡埃克塞特成为一名全科医师,1828年他又成为该地的市长。他是地方外科医学会的创始成员,而且还是炎症方面的专家。而作为一名“滑铁卢战士”,可能是埃德蒙·惠特利最终获得女方家庭的允许于1820年迎娶伊丽莎·布鲁克斯的关键。他们育有4个女儿。

托马斯·莫里斯在他的7年服役期满后于1817年退役,“对服役的本质失望,并且没有欲望在一个下级职位上耗尽我生命的最好年华,在这一位置上晋升的机会十分渺茫,而回报又是这么微不足道”。不久,他“就在公民社会中获得了一个令人尊重的地位”。大卫·罗伯逊则于1818年离开了军队,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珀斯郡,在那里靠着抚恤金度日。

来复枪兵内德·科斯特洛在31岁时因为伤残被迫退役,每天可以领到6便士的他遭遇了极大的困难,直到成为伦敦塔的一名御用侍从卫士。1828年43岁的威廉·惠勒退役,而托马斯·杰里迈亚在1837年离开韦尔奇燧发枪兵团,成为布雷肯的一名警长。滑铁卢会战之后,马修·克莱先后升任下士和中士。1833年,他以士官长的身份从正规军转到贝德福德民兵组织任职。1852年,在服役了39年后,已是57岁高龄的克莱最终离开了军队。作为在滑铁卢服役的奖赏,夺得鹰旗的灰骑兵查尔斯·尤尔特在一个老兵团里获得了少尉军衔,并担任剑术教练赚了钱。在1816年爱丁堡周年纪念晚餐上结识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后,他同爵士游历全国,并在社交场合作为知名人士亮相。他在曼彻斯特附近去世,不过到了1938年被重新安葬在爱丁堡城堡广场。

在巴黎停留了几个月后,布吕歇尔侯爵返回了自己位于西里西亚的住所,并于1819年在那里去世。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政治原因他于1816年从军队辞职,但于1825年获升元帅,6年后在波兰边境任职时死于霍乱。卡尔·冯·格罗尔曼在陆军部任职,并尝试改革参谋部。他曾指导滑铁卢战役史的作者卡尔·冯·达米茨(1837—1838年)。

吕措自由军团的路德维希·纳格尔后来成为一名诗人和作者,并担任克利夫斯文科中学的主管。这个曾为推翻波拿巴的暴政而战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因滑铁卢会战之后上台政权的反动政策而非常失望。自由军团的知识分子关于德意志统一以及一个更自由社会的希望,因政府打压新闻自由和禁止游行示威的举措而破灭。他们制服的黑、红、金配色后来在设计联邦德国国旗时被采用,但是很多年之后他们才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回到柏林后,志愿猎兵弗朗茨·利伯加入了一个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学生联盟,并因此被柏林大学拒绝录取。于是他前往耶拿就学,直至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参加了希腊独立战争,不过在返回普鲁士后就遭到了监禁。他逃到了英国,之后又前往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在美国爆发内战之前,利伯影响了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他为联邦军制定的法律指南《利伯法典》则成为第一部战争法的基础。

乔治·巴林少校从KGL转入汉诺威军队服役,在那里他最终获得了中将军衔。在滑铁卢会战17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被英国与汉诺威国王威廉四世册封为男爵。弗里德里希·林道因为在拉艾圣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圭尔夫勋章。这枚勋章带来了一份抚恤金,此外他还因为在1813年维多利亚战役中所受的伤获得了另一份抚恤金。之后,林道返回了他的家乡哈默尔恩并先后结了两次婚,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他重操旧业——制鞋,但是生意并不兴隆。在他的回忆录于1846年出版时,他正为生活而苦苦挣扎。

年轻的拿骚军官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先在海德堡、哥廷根和耶拿学习法律,后于黑森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反对这个国家的非宪政本质,这使得他在1833年被逐出政界。然而,因为1848年革命他重返政界,当选为国民议会的主席。但议会创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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