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命运的人质

做出的。“除去同意威廉的要求以外，他想不到任何可以脱身的办法。”19

然而，厄德麦在撰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也同样抱有偏见。如同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英格兰人一样，他把诺曼征服视为一场可怕的悲剧。正如普瓦捷急于证明，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具有合理的诉求一样，他总是急于否定这一诉求。20在展开他的叙述时，他总是尽力避免提及1051年爱德华的承诺。因此，他并未解释那一年国王与戈德温家族发生争论的原因。然而，到了戈德温家族刚刚重新掌权的1052年，人质们就奇迹般地被送回到戈德温家族的手中。这些隐瞒和篡改是为了给哈罗德开脱，表明他没有任何的过失。在厄德麦的叙述中，当他抵达诺曼底之后，哈罗德伯爵才首次听说，威廉公爵觊觎英格兰的王位。威廉告诉他，爱德华在流亡时曾承诺让他继承王位。

既然二人不分伯仲，我们也就难以在这样两位富于操纵性的史学家中做出选择。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考虑的话，我们显然应该抛弃普瓦捷的说法而接受厄德麦的。简单地说，厄德麦的说法远比普瓦捷的更令人信服，更加贴近我们所了解的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截至1064年，哈罗德和他的弟弟们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虔信者爱德华的权力则几乎已被侵蚀殆尽。难以想象，如此年迈无权的国王能够要求伯爵去做有损自身利益的事。至于命令哈罗德帮忙重启一个他与其族人一直强烈反对的继承方案，那就更不可能了。21

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假设，鉴于自己的亲人仍被关押在诺曼底的事实，处于权力之巅的哈罗德必然会感到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他乐观地认为，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威廉释放二人。他的这一想法似乎也是完全合理的。既然扣押他们是为了确保爱德华履行1051年的承诺，那么哈罗德肯定也已经预料到，他将不得不讨论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的主张。但他一定有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威廉放弃这一主张的自信。其方法要么是通过欺骗，要么就是许以补偿。这一点在厄德麦的记载中体现得十分明确。当哈罗德告知爱德华他打算营救人质时，国王警告说：“除非公爵能够看到自己未来可以得到某些巨大的好处，否则我觉得公爵不会轻易地把他们交还给你的。”但伯爵无视建议，还是带上大量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启程前往诺曼底。22

支持厄德麦叙述的一个决定性证据正是巴约挂毯。巴约挂毯无疑是有关诺曼征服的最为有趣的史料，同时也是最难以解读的相关材料之一。大体上，它似乎是一个鼓吹诺曼人必胜思想的作品。但它是英格兰人刺绣出来的作品，这一事实似乎也影响到了它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某些关键的地方，挂毯的制作者明明可以明确诺曼人的王位诉求，但是在那些地方，挂毯的表达却偏偏模棱两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挂毯中包含了一些英格兰人的隐藏密码；这只是说，作为一件诺曼征服后不久即被创作的公共艺术品，挂毯似乎在刻意地避免争议。例如，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虔信者爱德华在和一个被我们认为是哈罗德的人交谈，但挂毯却没有告知我们他们谈话的内容。诺曼人会认为， 国王正在命令伯爵，让他去确认威廉是否能来继位。而英格兰人则可能会认为，这是有关哈罗德人质营救计划的讨论。

然而，在哈罗德伯爵归来一幕的绘制上，挂毯的制作者似乎并没有那么含糊。厄德麦和普瓦捷的威廉都告诉我们，哈罗德带着侄子哈坎再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回到了英格兰；他的弟弟伍尔夫诺思却仍被羁押在诺曼人的手中。如果说哈罗德此行的目的是解救全部的人质，那么他只成功了一半。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他背负着确认威廉作为爱德华继承人的使命，那么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理应受到热烈欢迎。23

然而，挂毯似乎展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这幅画面上方的说明毫无感情：“在这里，哈罗德返回英格兰，来到国王爱德华面前。”但是，说明下面的图片则显示，伯爵明显地把头低下来了。他张开双臂朝国王走去，看起来非常像在恳求或者在道歉。此外，爱德华本人似乎不再是开始时那个看起来和蔼亲切的人了。他变得更高大，也更严肃了。他举起食指，仿佛在告诫哈罗德什么。

在这一段里，我们用了“看起来”“看起来非常像”“似乎”“仿佛”这些词，无疑，这是对挂毯场景的揣测性解读。一些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和其他的解读一样，这些解读也不清楚。24但是，与挂毯设计师同样处于坎特伯雷传统影响下的厄德麦却并没有感到困惑。他很清楚，在哈罗德向国王禀报完之前所发生的事之后，哈罗德遭受了怎样的待遇。“我没有告诉你我对威廉的了解吗，”愤怒的爱德华大声呵斥道，“我也没有告诉你，你此行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吗？”25

1Douglas, Conqueror, 74; GND, ⅱ, 152–3; OV, ⅱ, 88–9; VER, 106–7.

2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et des Seigneurs d’Amboise, ed. L. Halphen and R. Poupardin (Paris, 1913), 62.

3Bates, Conqueror, 38.

4Ibid., 39–41; Douglas, Conqueror, 59, 73, 173–4; WP, 58–61.

5Ibid., 60–9; OV, ⅱ, 118–19, 312–13.批判性的评论参见Douglas, Conqueror, 408–15。

6Bates, Conqueror, 54–6; idem, Normandy, 114, 247; WP, 84–5; Fernie, Architecture, 14, 98–102. 这本书接受了Maylis Baylé 的观点，即圣斯蒂芬大教堂是在1066年之后动工的。但是，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它认定，既然当时的人保持了沉默，那么这个教堂就应当是在那个时候建成的。与此同时，它还忽略了Torigni的说法，即兰弗朗克是在1063年担任修道院院长的。参见M. Baylé, ‘Les Ateliers de Sculpture de Saint-Etienne de Caen au II° et au 12° Sècles’, ANS, 10 (1988), 1–2。参见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Stephen, Henry Ⅱ and Richard Ⅰ, ed. R. Howlett (4 vols., Rolls Series, 1884–9), iv, 34。

7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06, n143.

8WP, 68–9; WM, Gesta Regum, 416–17; Eadmer, 6–7.

9Ibid.; GND, ii, 160–1; OV, iv, 88–9; WP, 68–71.

10Ibid., 70–7. 关于布列塔尼战役，参见K. S. B. 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