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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异邦人与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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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依据的是兰弗朗克的命令。大主教与几件类似的事件都有关联(他还与在马姆斯伯里检验圣人尸骨的事件有关),而这让诺曼新来者针对英格兰教会的态度带有某种官方色彩。退一万步来说,它也表明了某种集体心态。21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有关。不懂英语正是兰弗朗克拒绝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有人怀疑,大多数新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即便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懂英语,更不用说那些新来的诺曼郡长和城堡主了。当然,一些英格兰人肯定会说法语,而有些诺曼人则可能会学一点英语,以便出门时可以不必总是依赖翻译。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征服者本人也开始学英语,希望能够借此更好地管理他的臣民。但是,随着他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22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地方,诺曼人有意地放弃了他们所遇到的这种语言传统。正如我们之前所提过的那样,无论是作为书面语还是口头语而言,英语都极不寻常。在英格兰,不仅簿册和编年史是用方言写成的,就连官方文献(以国王的名义发布的令状和证书)也同样是用本地方言书写的。但是,就在1070年当年或者其前后的几年中,人们突然停止了用英语来书写此类文献。这一定是最高层做出的决定。而且,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恰好是兰弗朗克来到英格兰的时间。那么,这可能会让我们认为,他就是这一决定的幕后主使。尽管如此,无论是基于同年所发生的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清理,还是出于对英格兰俗界官员数量的稳步缩减的考虑,抛弃书面英语是必然的:毕竟,用一种他们所不理解的语言对那些欧洲大陆的新移民发号施令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从1070年开始,所有的王室文件的书面语都变成了拉丁语。对于识字的诺曼人和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来说,这一语言都很熟悉。然而,即使这是一种必要的转变,诺曼征服也是造成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原因。因此,有很多英格兰人可能仍然会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又一次攻击。23

无论这种文化上的攻击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确实能够引发紧张的氛围,而这种氛围最终演化成了暴力。其中,发生于1083年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例子最为臭名昭著。当时,新修道院院长瑟斯坦(Thurstan)和他手下的僧侣们在很多事务上都存在分歧(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在于,他坚持要求僧众放弃他们所熟悉的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改用在费康所使用的版本)。争论不断升级。最终,瑟斯坦调集了一队武装骑士,试图让有异见者闭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一向行文简洁,而针对此事,他们却发表了大段的哀叹:


法兰西人闯入唱诗班,向僧众所在祭坛投掷东西。有些骑兵还爬到上面一层,朝着下面的圣物盒放箭。因此,有不少飞矢击中了矗立在祭坛上的十字架。不幸的僧侣们则躺在祭坛的四周。其中的一些人匍匐在祭坛之下,急切地呼唤着上帝。虽然得不到人的怜悯,但他们仍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能说的是,除了疯狂乱射外,另一些诺曼人采取了其他的措施。他们破门而入,杀掉了一些在教堂里的僧侣,并打伤了另外一些人。血顺着祭坛一直流淌到台阶上,再由台阶流到地板上。共有3人被杀,18人受伤。

显然,就任何意义而言,这都是一则极端的案例。国王亲自出手干涉,而瑟斯坦则被不光彩地遣返回了诺曼底。24然而,仍然有记录表示,尽管没有那么暴力,其他的英格兰僧侣和其诺曼院长之间也产生过类似的纷争。在写给阿德勒姆(即不得人心的阿宾登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中,兰弗朗克就提及了一次曾导致几个僧侣逃走的纷争。他还指出,阿德莱姆应该对这一纷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兰弗朗克本人也与圣奥古斯丁的僧侣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新来的法兰西修道院院长的管理。为了让叛逆者顺从,大主教用锁链把其中的一些人囚禁了起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特别顽固的人也没有屈服。兰弗朗克问他:“你会杀掉你们的院长吗?”“如果我能这么做的话,当然会。”这位僧人回答道。就是因为这一回答,当着众人的面,他被裸身捆在修道院的大门上鞭打,最后被驱逐出城。25

这一互动暴露了诺曼人在征服英格兰不久后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一旦他们不留神,英格兰人就会找机会偷袭并杀掉他们。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威廉所颁布的新法当中。这一法律被称为《偿命法》(murdrum),其目的正是处理此类犯罪行为。根据该法,如果一个诺曼人被杀,那么凶手的领主就必须在5日之内把他交出来。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要缴纳一笔巨额的罚金。在某些情况下,即便领主遭受了经济损失,罪犯仍逍遥法外。这样一来,惩罚就将由当地的社区集体承担。家家户户都要缴纳罚金,直到抓到凶手为止。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威慑领主和当地的居民,令他们不敢保护或藏匿凶手。从这条法律当中,我们也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当地的领主和居民都在包庇凶手。偿命金的出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英格兰人在全国范围之内的斗争画面。在主要的反抗斗争失败之后,沮丧的英格兰人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到了诺曼占领者的身上。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会一个一个地除掉他们。26

1073年初,在写给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兰弗朗克认为,当时英格兰的形势糟糕到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断听到、看到和经历着不同人群中如此众多的骚乱,体会到如此多的痛苦与伤害,感受到如此冷酷的心灵,体会过如此多的贪欲与欺骗,也看到过神圣的教堂是怎样的衰败。这一切都使得我开始厌倦自己现在的生活,并为生活在这里而深感难过。”值得关注的是,在描述英格兰的苦难时,大主教并没有把责任归于英格兰人或诺曼人中的任何一方。正如他的信所说的那样,如果感到法兰西人已经偏离了正义之路,兰弗朗克也会谴责他们。塞特福德主教受到了严厉的警告,要改变他那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而切斯特主教则因为骚扰考文垂(Coventry)的僧侣们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写给罗切斯特主教的书信中,兰弗朗克提及了英格兰妇女的问题,并且批判了诺曼人。他指出,这些女性逃到修道院里“不是因为她们热爱宗教,而是因为惧怕法兰西人”。这句话令普瓦捷的威廉那虚伪的说辞变得一钱不值。普瓦捷说道,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虽然那些性欲旺盛的男人通常会引发暴力事件,但英格兰的妇女们并没有受到这些暴力事件的伤害”。兰弗朗克的这句话也证明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即诺曼人确实强奸过妇女。27

然而,就某一个方面而言,这位大主教很可能认为,同征服他们的诺曼人相比,英格兰人确实更应被视为有罪之人。英格兰人有很多问题。他们不仅会趁无人注意时秘密暗杀诺曼人,而且总是会相互杀戮。长期以来,英格兰人就一直在用谋杀来解决政治问题或家族争斗。仅把眼光局限在11世纪,我们就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埃塞列德的宫廷中就发生过好几次大清洗。随着克努特大王的继位,贵族又遭受了一场大屠杀。人所共知的是,戈德温伯爵杀死了虔信者爱德华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休厄德伯爵设计谋杀了他的对手埃德伍尔夫,而托斯蒂则用类似的手段谋杀了他在诺森伯里亚的敌人。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王后甚至也参与过谋杀他人的勾当。据说,在她的巧妙策划下,她的兄弟极为讨厌的戈斯帕特里克遭到了谋杀。后者被杀时正悠闲地待在她丈夫的王宫中。僧侣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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