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异邦人与本地人

和。为了保全性命，并免受剁肢的酷刑，他们同意离开英格兰，并且再也不回来了。在写给他的君主的信中，兰弗朗克说道：“荣耀归于主！我们已经把布列塔尼的下流胚们赶出了您的王国 。”41

正如大主教的信所表明的那样，叛军投降时，威廉仍在诺曼底。在危机的初期阶段，他显然已经准备好要渡过海峡了，但兰弗朗克劝止了他。（“如果你要来援助我们，那么就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他坚决地告诉国王。）然而，没过多久，威廉的确返回了英格兰。这是因为，他发现，叛乱者确实在某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正如国王之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丹麦人真的来了。”那年秋天，兰弗朗克在给达勒姆主教的信中写道：“所以，你要加强你的城堡的防御，增添人力、准备武器并备好补给。一定要准备好啊！”但最终，这场风暴也不过是暂时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虽然有1支由200艘战船组成的丹麦船队适时来到，但“他们不敢与国王威廉作战”。在回家之前，他们在约克抢劫了一番，而这就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胃口。42

因此，威廉得以在威斯敏斯特度过圣诞节，为叛乱善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所有出席婚宴的布列塔尼人都受到了惩罚。一部分人被弄瞎了双眼，而另一部分人则遭到了放逐。”这些都是重刑。正如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那样，作为曾经密谋叛国的人，他们应当受到这样的刑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被处决。这是真正的骑士行为。在国王回来后不久，赫里福德的罗歇立刻就被抓获。他被判失去土地及自由，但并没有被剥夺生命。像莫卡伯爵一样，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反省他反抗私生子威廉的愚蠢之举。43

剩下的就是瓦尔塞奥夫伯爵。虽然他也涉案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连当代人都无法确定，他究竟与此事有多少关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伯爵基本上是无辜的。在婚礼上，他被迫发誓。而在那之后，他便立即前往兰弗朗克处以寻求宽恕。之后，在大主教的建议下，他跨越海峡前往诺曼底，以寻求国王的谅解。相反，在奥德里克的描述中（比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一叙述的很多地方似乎都不太可信），瓦尔塞奥夫被迫与阴谋造反的人同盟。他不赞同他们的计划，但并未将这一计划告诉任何人。因此，虽然他没有参加叛军，但他仍旧犯下了藏匿不报之罪。

奥德里克说道，就裁决而言，审判官们无法达成一致。在被囚禁在温切斯特数月之后，伯爵才等来了他们的最终决定。显然，最坏的可能就是，他会像罗歇伯爵一样被终身囚禁。但奥德里克说，众人都认为瓦尔塞奥夫会被释放。毕竟，他娶了国王的外甥女。伯爵甚至可能希望，就像埃德加王子那时一样，他可能会因为及时投降而得到赏赐，并且官复原职。44

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一定大失所望。6个月之后，瓦尔塞奥夫终于等来了判决。经过判定，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比其他的反叛者更轻。然而，他所受到的刑罚却有所不同。正如奥德里克所解释的那样，赫里福德的罗歇是诺曼人，因此“要按诺曼人的法律来判刑”。瓦尔塞奥夫则是一个英格兰人，要根据“英格兰的法律”判刑。1076年5月31日的早上，在这个城市中的其他居民还在沉睡的时候，伯爵就被带到了温切斯特城外的圣贾尔斯山（St Giles Hill）的山顶。在那里，他被砍了头。尽管奥德里克描述了他所做的祈祷和流下的眼泪，但我们很难感受到，他对瓦尔塞奥夫有多少同情。毕竟，这个人最近才策划了一场针对其政治对手的谋杀，而在那个时候，他的对手们才刚要坐下，正准备享用晚餐。最后一位英格兰伯爵的命运证明了这位史学家的观点，即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确实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只要这种差异存在，和解的希望就微乎其微。45

①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旨在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1有关伊利的城堡，参见Liber Eliensis, ed. Blake, 194 (trans. Fairweather, 229).

2SD, History, 138–40.

3ASC E, 934, 1072, 1093; JW, iii, 20–1.

4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57–8; SD, History, 142, 144.

5Above, 103, 127;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10.

6Fletcher, Bloodfeud, 186; Baxter, Earls of Mercia, 68, 272.

7OV, ii, 232–3, 262–3; 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58.

8Douglas, Conqueror, 212, 224–5.

9Ibid., 223–4, 228–9.

10Bates, Conqueror, 85–9. Bates对威廉当时的处境表示乐观。

11Above, 202; ASC E, 1087; D. Bates, ‘The Origins of the Justiciarship’, ANS, 4 (1982), 2–8.

12Above, 112; Letters of Lanfranc, 30–1; RRAN, 79.

13DNB Lanfranc; Letters of Lanfranc, 30–1, 112–13.

14EHD, ii, 604–5. Barlow, English Church, 1066–1154, 48–50, 147–52.

15Councils and Synods, ii, 614; Letters of Lanfranc, 78–9, 134–5; OV, ii, 200–1; DNB Lanfranc.

16ASC D and E, 1067; Fernie, Architecture, 104–6.

17Ibid., 106–21, 130–1; M.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272 (2nd edn, Oxford, 1998), 61; WM, Gesta Pontificum, 102–3.

18Fernie, Architecture, 108, 130, 144, 152–3, 166; above, 98. 克雷迪顿的主教座堂之所以被移动，也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Prestwich, Place of War, 4.

19Rubenstein,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282–5, 289–92. Rubenst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