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

自 15 世纪起，欧洲的士兵与水手背负着统治者的旗帜前往世界的各个角落，欧洲商人从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到长崎都建立起货栈与仓库。主宰了全世界的海上航线，这些商人侵入既有的交易网络，并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联结起来。服务于“上帝与利润”，他们锁定欧洲所需的生产原料，为运送建立起强制的体系。相应地，全欧洲不论独立或整合进工厂的作坊，都着眼于更广大的军事与海上活动，生产大量货品，销售给海外供应商，以换取可以在欧洲本土销售的商品。全球规模的商业网络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过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欧洲扩张，西班牙与葡萄牙瓜分了南美洲大陆。英国与法国控制了安的列斯群岛并遍植甘蔗。英国与法国同时也在北美洲的东部海岸相争，意欲取得通往大湖区与更远地区的通道。相形之下，在旧世界，极少数的欧洲人向内陆发展，当葡萄牙人挺进安哥拉时，英国人则取得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大体上说来，欧洲的海上商人在亚洲与非洲都更倾向于取得并控制主要的海上航线，借由控制重要港口染指蕴藏于大陆的巨额财富。

同时，欧洲商业的成长也遇到了自身的瓶颈与矛盾。商人借由多种垄断与对贸易的限制，确保廉价资源的供应。他们的背后是统治者的庇护与支持，意在充实国库并压缩敌方的获益。受到国家保护并强化了的商业活动扩大了商品流通，但大体上仍然被限定在有限的渠道内，遭遇用特许和特权设下的重重障碍。即使商人已在各地经由采购协议与散工制动员工匠与乡村生产者生产产品以供销售，也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会将劳工集中在雇主控制的工厂里。商人更倾向于获取商品流通的利润，而将生产的风险转嫁给直接生产者。于是，如同多布（Dobb）所说的，“在个体生产者之间或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并非取决于生产本身的需求，而取决于外在环境”（1947：260）。

在资本主义关系支配工业生产之前，一连串相关的必要变革确保了新的秩序。国家的纳贡结构必须转变为足以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所有的专制政体蕴涵的纳贡关系都阻碍了资本的再生产效能，因而必须要被废除。国家官员必须回应资本积累的需求，去除国家对于生产资源的垄断，降低统治君主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与此同时，国家投资必须被重新引导至交通与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创建，有利于资本而无需额外的支出。还有法令的翻新，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与积累的权利，另一方面推行新的劳动契约。必须动用国家干预以去除国境内限制资本、机器、原料与劳工流通的藩篱。最后，还需要国家的支持以保护初萌的工业抵抗外部的竞争，或打开外销市场。

突破了商业支配并朝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由于资本主义投资的带动，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发明建立了机器生产的主导地位，首先是纺织业，其次是铁路网的建设。欧洲与美洲各国很快便起而仿效英国。新兴的工业生产需要原料与粮食以支应新的“世界工厂”。当在资本主义支持下的工业生产改变了工业化地区时，同样强大的力量也造成全球供应地区的人民生活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的商品流动，也促使大规模人口朝向新近发展的工业中心流动。世界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诞生，随着地区与加入积累过程的时间点的差异而有着众多面貌。为普遍的动力所驱动，资本主义也造就了自身的多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