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油

19 世纪日形重要的第二种木本作物是棕榈。在西非，棕榈油的外销最先赶上了奴隶贸易。在 19 世纪 60 年代废止了奴隶贸易以后，西非森林地带的棕榈油成为主要的外销商品。1810 年，西非外销到英国的棕榈油只有 1000 吨，可是在 1860—1900 年，每年平均已达到 5 万吨。棕榈油在肥皂制造中取代了动物脂肪，而且成为机器润滑油愈来愈重要的一种原料。19 世纪后期，棕榈仁的油也可以用来制造人造奶油和牛饲料。

奴隶贸易的旧日中心回应了这种新的需求。可是这种新贸易却引起内外关系上的大变动。其中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贵族阶级的危机”。所谓“贵族阶级”，是指以往通过奴隶贸易而富强起来的战士精英分子和国家组织。一个像达荷美这样完全专门从事抢劫与贩卖奴隶的实体，尤其感到不容易转为经营这种新商品。为了取得劫夺品和贡物的便捷来源，国家间的战争增多。此外，达荷美的统治者和约鲁巴人的酋长，又想在由奴隶耕作的大种植园生产棕榈油。为了补偿奴隶贩卖式微所造成的损失，阿善提人扩大了其可乐果的生产与销售，将它们销售给北方的豪萨人。可是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芳蒂族中间人又自己生产棕榈油供应新市场，以摆脱阿善提人的控制。旧日精英阶级的收入受到威胁。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独木舟奴隶公司”瓦解了，以前的奴隶声称自己独立，以便参与新贸易，奴隶之间也因此纠纷迭起。如果小农能够取得其继嗣群或住区土地上的产油棕榈树，并动员其家庭劳力，则也可以从事棕榈油的生产（Uchendu，1965）。

在奴隶贸易中，非洲的中间人将奴隶运送到海岸，以便他们上船出洋。可是在棕榈油贸易中，欧洲的批发商却与生产者或生产者在非洲内陆的代表，建立了直接的接触。而非洲的新商业精英分子（其中许多是受过欧洲宗教传教团体教育的昔日奴隶），接管了以前由奴隶贩子经手的进口贸易。在欧洲各方面都能使用的货币传入非洲，取代了以前使用的铁、红铜和子安贝通货，使欧洲的棕榈油商人和非洲的进口商人的双重发展更能顺利进行。新货币减少了以欧洲货物交易奴隶或非洲产品的情形，而将棕榈油的外销和商品的进口，放在现购自运的基础上。

图 11-6　西非的棕榈油生产区域

这些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受到 1873 年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棕榈油产品的价格下跌，利润百分比也减少了。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贵族、新的非洲中间人、欧洲的批发商和非洲的生产者，都遭遇机会日渐减少的情势，并且由于资源较以往更为稀少，他们面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霍普金斯说：“不足为奇，19 世纪后期出现了猛烈的斗争，各方都想控制当地市场，并向另一方提出条件。”（Hopkins，1973：154）欧洲商人要求法律与秩序。殖民地的官员往往支持这个要求，因为他们的名誉和以欧洲为基础的商业扩张密不可分。欧洲人想要将铁路延伸到内陆，以便更进一步为商业和运输找借口。以前的统治阶级，正确地看出这是对他们日渐衰微势力的致命一击。使情形更为紊乱的是，欧洲各国互相竞争，每一个都受其商业代表团的支持。这些代表团都想获取特权，率先进入受到控制的市场。

最后，欧洲的军队进入非洲，征服了阿善提、达荷美、奥约和贝宁这些内陆王国，毁灭了阿罗人及其“主要发布神谕的地方”，并建立了欧洲人的主宰权。欧洲人在西非帝国主义的扩张，是由帝国的官员所进行的，不过这些人也许没有完全意识到任何经济上的迫切需求。各种力量的辩证关系很复杂，它们所造成的紊乱又引起政治和军事干预。可是这些紊乱的基本原因是经济性的，而干预的后果也是经济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