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战国的“士”

战国时代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大量的无业游民、闲散人士、逃犯、武士、知识分子在全世界（当时人们的认知范围）肆意流动。

他们也许今年在楚国，明年就在齐国，后年也许又跑到了赵国。他们甚至可以穿梭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两个国家间做高级官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张仪。

张指导就在秦、魏两国分别当过国相，而且刚忽悠完老东家秦国打魏国，然后丝毫不耽误他再去魏国吃饭。只要不像商鞅那样将事做绝了，将人家的王子骗过来干掉，还去投奔人家的，基本上只要是个人才，各国还都是会聘用的。

这种不计前嫌、不在乎是否有间谍倾向的对人才的包容，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仅此一段时间内出现过。

秦并天下后，再未出现过。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是两宋时期，宋太祖作为少数厚道的开国之君，欺负人家后周老柴家的孤儿寡母后，明文规定后世皇帝要厚待柴氏子孙，还规定“刑不上士大夫”。两宋时期几乎就没杀几个大臣，而且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薪酬也是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法比的。

不过，即便两宋时期如此开明，知识分子包括三教九流最幸福的岁月，应该还是战国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战国时代，是一个充分的“卖方时代”。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什么造就了如此特别的战国年代。

春秋时期的政治环境普遍上就是简单的贵族政治，连打仗都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游戏。

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太弱了。如果你不是贵族集团，也许几代人才能供出一个有点儿脑子的人，民间的力量冲不出来，贵族集团长期占据着上层建筑。这其实是阻碍各个邦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不过没办法，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各邦国间的综合实力比拼，往往也是看哪个邦国的贵族培养得更靠谱；或者说哪个国家更幸运，自己的这帮贵族有出息的人了。

例如，秦国和楚国，最早都是不足百里的弹丸小国，而且远在中央文明的最外围，很难讲它最初的发展有没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

也许再重来一遍，结局会很不一样，可能一上来就让旁边的村给灭了。

春秋时期，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君子多一些。

因为这是成分问题。

不肯击敌半渡的宋襄公曾经被评论为像蠢猪一样的人。（大大方方地把楚国放过了，不肯击敌半渡占便宜，结果被血虐。）

不过，宋襄公的这种所谓堂堂而战的君子做法，其实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精神风气。当时的普遍规则就是那样的。

这就好像现在你穿比基尼出去，顶多回头率高一点儿；但五十年前你要是穿个比基尼上街，就成了牛鬼蛇神一样。

今天你看着匪夷所思，或觉得蠢到了极点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那个时代的整体风气。

春秋多君子，主要的原因在于牌桌上的大部分是贵族，是玩得起的，是不被温饱所裹挟的上层群体，所以君子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无论何时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周天子用井田、宗法、分封、礼乐等制度统治天下，其实也是贵族间的游戏。

一套套复杂的礼仪，一出出难演的乐章，都在无形中屏蔽掉了底层的百姓。

所以，春秋时期，贵族们张嘴闭嘴说的都是“礼”，唱的都是“乐”，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奢侈的大米。

大家总体上都是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那一套到了战国时期，就不管用了。

我们在第一章“三家分晋”中讲到了，铁的普及导致了农耕的快速发展，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家里的余粮也越来越多，能供出来的有脑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客观上，基数的增大逐渐缩小或弥平了百姓与贵族间的差距。大量的平民子弟开始脑子里有东西了。

与此同时，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残酷，各个邦国间天天上演的都是生死存亡。

这时候，“礼”就已经不再是刚需了，活下来则变成了第一要务。

成王败寇的紧迫感导致各个国家对于任何可以强大自己的方式都不放过。像王室之间的通婚、有能力的大夫养士、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利益驱动的背约等情况，都开始司空见惯。

例如，战国有非常著名的“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这四位公子的府中都养着大量的“士”。

这帮“士”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很杂，包括社会闲散人员、逃犯、打手、读书人、手艺人等。

这帮“士”靠谱、有本事的人多吗？非常少。

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被罢相后，三千门客一朝而散，只有一个之前并不起眼的冯驩对他不离不弃。他先是找孟尝君要钱去秦国，见了秦王后说：齐国之所以这么牛，就是因为孟尝君，现在的齐王是个二百五，你还不赶紧把这么一杆大旗立到秦国？

于是，秦王派了十辆车去齐国接孟尝君。冯驩赶快又一路飞车赶到齐国，对齐王说：赶快给孟尝君平反，秦国一听说咱们国家的“男神”受了委屈，正连夜驾着十辆大车来抢人呢！你再不给他平反就让人抢走了。

齐王一听，调查后，听说秦国的马车就快开过来了，于是马上恢复了孟尝君的地位。

养了三千人，就筛出这么一颗钻石，但孟尝君也就是因为这一颗钻石而再度耀眼的，你能说养士没用吗？

像后来比较著名的刺杀之辈——荆轲，你能说他没用吗？

“养士”这种行为特别像今天的风险投资，投资者投了很多公司，但只要出了一个“独角兽”公司，就能把之前赔的都赚回来了。

张仪这种级别的“士”说实话谈不上太高端，如果你养了一个像商鞅、李悝那样的“士”，那就是投到了像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了。

因一人而兴邦，因一人而丧邦，这是战国时代特别常见的旋律。

也正因于此，每个国家的高层，只要是有点儿条件，都希望养一屋子三教九流之士，保不齐哪天就能用上，保不齐哪天某个“大神”就开始大放光芒。

所以，苏秦、张仪之流可以满世界地去兜售梦想。

这是一个买方市场，买的是沙堆里面的钻石。

不过，也正因为缺乏具体衡量人才的标准，大量的沙子充斥市场，招摇撞骗，就像这个时代出现的那个著名成语——滥竽充数。

张仪当初没发迹时被人诬告遭到了毒打，回去问他媳妇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爷儿们的舌头还在不？只要舌头还在，咱们就不怕混不出来。也由此可以看出，“士”的门槛其实非常低。

像苏秦、张仪这号人物，无非就是抛出一个宏大的概念，然后可劲儿地吹。他们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创业公司，最牛的业务是做PPT，你说它是骗子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