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人类学与神话学的研究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就是简单地以图腾代替其中更深层的义理。尤其是在华夏史前灵知美术里，通常不直接表现神灵的形象，而是使用与该神灵密切相关的灵知符号来表现主题。这也许出于一种敬畏，但却使得表现方式过于抽象，而容易被误解为单纯的动物或图腾崇拜。即便如是，我们切勿忘记，每一上古图腾皆应秉有深度的灵知意蕴。事实上，当西方的神话领域研究大师如荣格、坎贝尔等诞生后，早已摆脱了这种粗浅的阶段，而徐达斯的理解受到既有学理的最大挑战，我以为也应该是荣格等人建构在心理学基础上的集体潜意识与原型学说。

关于远古遗留下来的种种神话材料，荣格从来不是以历史与人类的经历来解释这种一致性的，他提出：

心灵还包含着另一个面相，也就是，我们的心灵会受到器官的能量之驱策，而所有人的这种能量都是一样的，它可以推动我们。这样形成的潜意识就是所谓的集体潜意识，一种我们共有的潜意识。神话的象征是来自于这个深层的，而不是来自人性的深处。当然，每一种神话都有特定的历史时空脉络，换言之，它会受到特殊社会文化的影响，但是，它最根本的形塑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共有的本我的深层能量。[62]

在探究人类的这种深层意识领域时，荣格所发现的正是存在于时空之外的心灵大陆，他得出结论云：

在我们探索潜意识心灵的最深层上，人不再是一个个别的人，在这里他的心扩展并汇合进人类整体的心灵——这并不是意识的心灵，而是人类的潜意识心灵。在这里我们都是同样的。

于是，荣格提出所谓的“原型”（Archetype），此是一切人都自然秉有的观念模式，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的文明实体中，并常常潜入不可测的无意识深处。荣格也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西方的炼金术与中国的炼丹术的，相信它们所揭示的都是心灵的结构，而非物质实在的转化。

这种学说极具解释力，无论对于宗教，还是世界上各种神秘学，皆可以在心理学里寻找安妥的结论，即我们孜孜以求解的神话模式，投射出的必是内心或者灵魂的图景。若是穷于解答，非因该学问，而是个体的悟力不够。我曾坚信，它是可以安眠于知识风暴之中的风暴眼，是无常存在的唯一静定之结点。甚至，这种学理常常会得到宗教实修者的经验援助，譬如一位西藏喇嘛曾告诉美国神话学大师坎贝尔：

从某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神都存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是不真实的。这正应了古代坦特罗佛教的正统教义——所有形象化的神祇，只不过是出现在求道路上的诸多事物之象征罢了。[63]

但是，徐达斯此著的问世，我以为我们从此有了足堪与荣格等人的神话心理学之诠释并驾齐驱、两不相悖的理论。如前所述，我个人确信此书已经触及到了存在界的核心，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存在界的宏伟轮廓与线条勾勒出来了。[64]而灵知的起点基于“天人之学”，基于灵魂的轨迹，它既是人类所深藏共蓄的，又应是外在的精神源头。

我们过去研究古史，或者哲学观念，对于文字史料的过度依赖所造成的往往是对存在界整体面貌的无知。其实，那尚未写下的，远比我们所阅读的为多。[65]面对宇宙苍穹，面对难以测度、于穆不已的存在，即那无形而神秘之“大象”，人类已然在手的知解无异于茫茫夜空之一线微弱星火，如若虚无。所以，我们在自己构筑起来的观念世界中，常须“跨越雷池”的精神。而此书所提供之假设，正在突破我们既有的知识边界，突破既有的哲学宇宙论图景，是一个重大的“凯洛斯”（Kairos），一个“几”。[66]

徐达斯这种基于韦陀灵知的“宇宙论”与荣格、坎贝尔等人基于心理学的“原型说”“单一神话说”可以构成有力的两翼，共同指向人类知识的原点，指向存在界深处的奥秘，贯通万有的基础。而两者之分界，正是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自我”，亦即韦陀哲学所谓的“Atman”。这个“自我”是最根本的堤坝，也是灵魂的边界。伟大的圣典《歌者奥义书》（Chandogya Upanishad）云：

这个自我是堤坝，是分界，以免这些世界混乱。白昼和黑夜不越过这个堤坝，衰老、死亡、忧愁、善行和恶行也是如此。一切罪恶从这里退回，因为这里是摆脱罪恶的梵界。

因此，越过这个堤坝，盲人不再是盲人，伤者不再是伤者，病人不再是病人。因此，越过这个堤坝，黑夜也变成白昼。因为这个梵界永远明亮。[67]

韦檀多哲学极其究竟、极其彻底，它将整个大全合为一体，认为都是同一个“自我”，即阿特曼，它以超越肉身等受时空和因果法则局限之物为标志，如《婆悉湿陀瑜伽精义》云：

当像陶罐一样的容器被打破以后，其里面的空就变成了无限。同样，当肉体停止存在，自我就恢复了永恒和不执的本来面目。[68]

此时，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当水溶入了水，内在的空与外在的空合而为一的时候，就只剩下了独居者，在《歌者奥义书》中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它是真实，它是自我，它就是你（Tat tvam asi）：

好儿子，那些东边的河流流向东，那些西边的河流流向西，它们出自大海，又返回大海。确实，这就是大海。……同样，好儿子，一切众生出自存在，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出自存在”。这世上无论什么，老虎、狮子、豺狼、野猪、蛆虫、飞鸟、蠓虫、蚊子，都进入它。这个微妙者构成所有这一切的自我。它是真实，它是自我，它就是你。[69]

当然，这绝不等于我们可以借此穷尽存在的奥妙，那究属狂妄，连洞明玄奥的荣格都这么承认：“了解一件事是桥梁和道路上回转的可能性，解释一件事却是专横独断，有时甚至是谋杀了。你可数过，饱学之士中有多少杀人凶手？”[70]在梵文里有一个很奇妙的词，唤作“不可思议”（Aciniya）；老子也以为“众妙之门”乃“玄之又玄”；对于中国哲学元典，徐达斯评价最高的是《周易》，其末卦有言：“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即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它的某些本质部位恒处人类的知解力之外，是非透明的，故其末卦为“未济”，俾整个存在系统永呈开放与生生之状态，此所谓“物不可穷”之真义也。

从当今时代之种种文化征兆而言，我们当身处古人所谓的“天地交泰”与“小往大来”的亨通状态。即意味着时运已到了《周易》之泰卦。

人当此世，理应博采众长，构筑雅怀。就此而论，有两位蜚声学界的学人之话语值得我们征引。一是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先生，他说：“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71]另一位就是徐梵澄，他曾对中国的学术有过一个“综合”的期许，在《薄伽梵歌论》中下了按语曰：“综合者，集大成之谓也。网罗百家之学而无遗，一一皆究其极，然后从而比较抉择进退抑扬于其间，立定主旨方案，一以贯之而发其和谐，斯之谓综合也。然亦非有所发明增上不为功。……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我知，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则广挹世界文教之菁英，集其大成，以陶淑当世而启迪后人，因有望于我中华之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