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在古代美洲

ama system），以政治程序作为集中财富、创造文明的手段。其操纵的关键在于“通天阶层”（巫、祭司）的出现。作为包括灵知在内的“通天手段”的独占者，他们成为建立社会精神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精英分子，从而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分层和财富积累的合法化提供了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在中国，最高等级的巫、祭司也成为行政、军事首脑，成了神王、圣王、明王、哲王，对社会的生产阶层（商人、土地经营者、工匠）进行统治，高度集权的一体化氏族政治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在原始的韦陀灵知型社会体制里，祭司、通天阶层、婆罗门的权力和地位始终高于帝王、刹帝利，因而构成了对王权的制约机制，避免了高度集权的一体化专制政治。由于偏离了原始的雅利安/韦陀灵知型社会制度，在神—王一体化的氏族政治制度里，帝王的权力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超越了神权，出现了“以人篡天”的局面。

这种灵知型社会制度的创设，其目的不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物质需求，而在于引导和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在灵知的指导下生活，例如通过建立庞大的灵知建筑、制造灵知美术品和需要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的祭祀，达到“通天”、天人合一、解脱、回归灵魂故乡的精神目标。它是“原始的”，但绝非“愚昧、野蛮”的。

而在“突破性文明”体系里，由于其灵知结构里有一个与人和世界截然分开的神界，因而产生了与国家分立的庙宇和独立的祭司阶层。国家和庙宇都成了土地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氏族的血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破坏，财富集中的主要手段也不是政治和宗教仪式，而更多的是依靠技术，例如生产、贸易、先进工具的使用。这类新的文明体系，开始于公元前3000多年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其后为古希腊、古罗马所继承，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先河。它也是原始雅利安、韦陀文明的一种变体。在这种文明体系里，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世俗目标和神圣目标之间持续不断的角逐成了最主要的文明冲突。

“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理论为史前全球雅利安文明圈的存在提供了论据。原始韦陀文明可能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在中国浸润化育，造就了夷、夏文明，并经过中国和太平洋群岛传播到美洲，成为美洲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

那么，下一步，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神州“诸神”的面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