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在古代美洲

人巫师经常用致幻植物以造成迷魂失神的精神体验，无疑也是对瑜伽高层境界的一种模仿。在高层瑜伽境界里，处于三摩地（samadi）或神定的瑜伽士确实会进入一种出神或心灵狂喜（ecstacy）的状态，甚至会展示出犹如疯癫的身体特征。

可以推想，由于瑜伽一类的“通天手段”只掌握在极少数的祭司手中，并且其修习和传承也极其困难，所以渐渐失传乃至被后世曲解，遗留下的也大多是很肤浅的部分。后代的巫师只得以种种人为的荒唐手段作为代替品，这也正是这些灵知型文明渐渐衰竭的根本原因。

在张光直先生总结的“亚美式萨满教意识形态”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到与韦陀灵知相似的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萨满世界，例如：

一、灵魂可以与肉体分开并且在地球、天界和冥界旅行，在解脱的状况下，灵魂可以成为天上的诸神，或者与神合一。

二、宇宙一般是分成多层的，以中间的一层以下的下层世界和以上的上层世界为主要的区分。下层世界与上层世界通常更进一步分成若干层次，每层经常有其个别的神灵式统治者和超自然的居民。有时还有四方之神或四土之神，还有分别统治天界与地界的最高神灵。这些神灵中有的固然控制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但他们也可以为人所操纵，例如通过供奉牺牲。宇宙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谓“世界之轴”）所穿通，这个柱与萨满的各种向上界与向下界升降的象征物在概念上与实际上都相结合。萨满还有树，或称世界之树，上面经常有一只鸟——在天界飞翔的超越各界的象征物——栖居着。这分明就是前面所说的帕伦克石雕所呈示的韦陀式宇宙图景。

三、萨满教知识世界中的另一条公理是人和动物在品质上是相等的。而且，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形。这无疑源自于韦陀灵知的“轮回”说。

四、自然环境中的所有现象都被一种生命力或灵魂赋予生命。因此在萨满的世界里没有我们所谓的“无生物”这种事物。在韦陀灵知的世界里，一切自然环境中的现象同样具有生命，其人格化的展示即为诸神（deva）。例如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其人格化的展示便是女神普弥（bhumi），至今印度教徒还会在每天清晨向大地女神顶礼。

五、萨满式的宇宙乃是巫术性的宇宙，所谓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环境乃是巫术变形的结果，而不是像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自虚无而生的创造。在韦陀灵知里，宇宙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至尊人格主神毗湿奴的能量（Shakti）的展示，因此，可以说“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环境”都是这种能量的各种“变形”，而操控各种能量的能力则来自瑜伽。

因此，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史前超级文化母体或“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既不是“天外来客”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海底“亚特兰蒂斯”的创造，而是史前时代就曾经遍布全球的“雅利安文明圈”的一部分。

其核心意识形态源自于史前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而且迄今为止还封存在浩如烟海的韦陀诸经中。作为原始文明基因，经数万年的复制和变异，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产生了形态各异但又一脉相承的文化连续体，其中包括印度河谷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东文明、玛雅文明和公元前两三千年前出现的中国青铜文明。一方面，从母体分离的子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创造了诸多独特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各子文化之间的文明元素、文化符号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得源流的辨识变得非常困难。

以苏美尔文明为起源的西方文明，包括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张光直先生将其命名为“突破性文明”，以与“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连续性文明”分别开来。在我们看来，这两种不同类别的文化体都产生于同一个史前超级文明母体雅利安文明圈，其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乃是原始灵知基因的变异。

“连续性文明”的灵知基因结构更强调人与神在质上的同一性、能量（Shakti）的“变形”，以及由之而来的诸神、自然、人、社会的和谐——非人格化的天人合一境界。可以说，这种文明更接近于韦陀灵知结构中内在于宇宙的“梵”及“超灵”层面。而“突破性文明”更强调神与人之间永远无法抹平的差异，物质能量对灵魂的异在性和虚幻性，个体灵魂只有摆脱肉体、自然、社会的束缚和囚禁，才能获得拯救，回到灵魂的故乡——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神性王国。这种文明的终极目标专注于韦陀灵知结构中的“薄伽梵”或至尊人格神、至高神圣者的层面。希伯来文明中的诺斯替派应该是这种变异的极端表现。

杜维明先生在《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一文中提出了“存有的连续”（Continuity of being），作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重要基调，并将它与西方文明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进行比较：

瓦石、草木、鸟兽、生民和鬼神这一系列的存有形态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体学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

其实产生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就在于灵知基因的变异。原始全球灵知基因蕴含了非人格化的“能量”（Shakti）即“存有的连续”和人格化上帝及其超越性世界两种特征。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在韦陀灵知的不二论中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融合。就像《薄伽梵歌》所说的：

我以未展示的形体，遍透整个宇宙。众生尽在我中，我却不在他们之中。

然而一切造物又不处在我之中。看哪，这就是我玄秘的富裕！虽然我是众生的维系者，虽然我无处不在，我却不属于这宇宙展示中的一部分，因为我自己就是创造的根源。

要知道，就像强风处处吹遍，却总是处于天空之中一样，所有被造生物都处在我之中。

“我”、至尊人格神、薄伽梵、超越性上帝，虽然如长江大河般遍透万有，无处不在，化生出宇宙巨流，却并不曾失去“我”的人格性和超越性，依然不属于这宇宙展示中的一部分，依然是创造的根源，对宇宙万物拥有绝对的权力。一方面，作为能量，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另一方面，作为能量的源泉和控制者，却不变不动，超然象外。能量和能量的源泉，就像太阳和太阳光，不二而二，二而不二。“连续性文明”注重对两者合一性的体悟，而“突破性文明”则过于强调神、凡二分，由此造成原始文明基因结构的断裂和破碎。前者逐渐失去了超越性、人格性、个体性的存在维度；在后者的结构里，宇宙—神—人不复相生共融，而是互相隔离，斗争不断。于是，大道破碎，原始的和谐失去了，史前文化统一体倒下的废墟里，诞生出无数以地域、种族、宗教划分的“文明”。

也正是由于灵知基因变异的产生，使得这两类文化体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文明。“连续性文明”在外表上继承了更多的韦陀灵知型社会制度（Varna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