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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洲并没有统一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中似乎存在着多套语言体系。但最新的语言学研究表明,美洲文字确实显示出与梵文有极深的渊源。迈尔斯·玻因德克斯特曾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他提出原始雅利安词汇和民族经过波利尼西亚岛屿链来到美洲。墨西哥称呼木船为Catamaran,而这是一个南印度泰米尔词。玻因德克斯特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印加克丘亚语词汇和相应梵语词汇的对照表。有学者指出印加统治者所使用的赞美诗跟韦陀颂歌之间多有相通。克罗伯也发现印-欧语言结构跟北美彭努蒂语惊人地相似。
印度语言学者维努教授(Dr.Venu Gopalacharya)在《世界范围内的泰米尔语、埃纳德语和梵语词汇》(World-Wide Kannada-Tamil & Sanskrit Vocabulary)[161]一书中,列举了几百个源出于梵文和埃纳德语的印加词汇。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列举部分作为例证:
仅从这个短短的列表就可以看出,从日常的用语到庙堂神灵的名字,梵语/埃纳德语渗透到印加语言的各个方面,很难否认两者的渊源关系。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玛雅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如何看待这种相似性,成了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焦点。
学术界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两三万年前就陆续有移民通过白令海峡或通过太平洋诸岛屿作蛙跳式的海上航行,从亚洲大陆迁徙到了新大陆。这批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其文化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天文、建筑、美术的复杂及发达程度,远远比我们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
但接下来,关于这些祖先的身份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纷争。其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中国一些学者的观点,按他们的看法,美洲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就是“同根同质,同文同种”:美洲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美洲版,美洲人就是华夏人的后裔。尽管这一点颇能满足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学术研究却远远超越于种族、国界,也不应该受种族、国界的局限。首先,我们还远不能确定中国文化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起源;其次,史前美洲文化乃至古典美洲文化的复杂、发达程度,也远非中国文化所能涵盖,虽然古代的中国人比如殷商人完全有可能曾经到过美洲,并且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器物。
对此,作为一位卓越的考古学、人类学家,又立足于中西学术前沿,张光直先生的美亚文化研究为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坚实而且宽广的基础。
张先生首先否定了“传播论”,即所谓的“超越太平洋传播”(Trans-Pacific Diffusion)。中国文明和美洲文明之间的相似性绝非偶然的接触所造成,相反,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非常广泛,再考虑到两者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这两种文明的接触必然是全面的、连续的,有可能是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的。
其次,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史前时代还存在着一个超级文化母体,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来自于这个母体。张光直先生将这个超级文化母体定义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富有革命性的世界史前史观:
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对世界史前史的新的基本看法: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容。它的代表,我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后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了一连串的文化,这一连串的文化中间就包括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内。[162]
并且,张光直先生认为:“虽然它们起源不同,但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文明或玛雅文明起源的时间,至少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163]
根据张先生的研究,这个文化连续体成形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两三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在源源不断的变化和传播过程中,它覆盖了广大的地理范围。除了中国,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的众多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这个文化连续体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特征。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特征非常明显,凭借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很容易辨认出它与韦陀灵知文明在核心部分的重叠性。
总结起来,“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其特殊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及由此意识形态直接生发的政治社会体制——张光直先生将其称为“萨满式(shamanistic)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164]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所谓的“萨满式世界观”实际体现了韦陀灵知中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理念。
印第安美术人物,其手势经常呈现出一种“手印”(mudra)的姿态。
萨满的或巫术的力量,源出于瑜伽,作为最高、最纯粹、最精深的“通天手段”,瑜伽超越了功利性目的,将解脱或回归灵魂的故乡作为最终的精神境界。印第安美术中的人物,其手势经常呈现出一种“手印”(mudra)的姿态,应该也是瑜伽、法术的一种艺术表现。有的学者以为这些特殊的手势是“佛手印”,殊不知,佛教的修行法门实际上渊源于更为古老的瑜伽。
当这些“通天手段”被运用于世俗、功利的层面,或被错误理解时,便成为巫术。人类学家通常将现代的巫术、萨满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很容易把远古的“通天手段”与功利性的巫术相提并论,因而无法进入远古精神世界最深邃的领域。实际上,现代残存的巫术无疑只是古代灵知体系遗留下的秕糠而已。将建立在这种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上的文明称为“萨满式的”,无疑会造成诸多误解。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灵知型文明”。
例如,关于阿兹特克文化中难以理解的人祭。人类学家赛约尼(Saijoni)认为,他们用人献祭的整个仪式,源自古老的纯粹精神内行知识的体系,与寻找不朽的生命有关,却被怪异地误解了。她指出,所有阿兹特克人祭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在表现——剥皮、切除心脏、火焚等等——原为引入某种知识所经历的心灵过程的隐喻。“剥皮”,意即这种知识能够将灵魂从其肉体中分离。而心脏代表灵魂,在死后将其从身体中“切除”,意味着灵魂脱离身体,释放至光明的国度(后者以太阳作象征)。“火焚”,乃更新之火,在火中,永恒的灵魂将从其先前存在的肉体灰烬里以类似凤凰的形象升起,会从一个精疲力竭的肉身中释放出来,并以其他的形体再生。
再比如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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