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一文中指出，以商周为代表的东亚青铜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由西亚传入：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179]

易华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青铜之路”的路线图：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180]

“雅利安人入侵说”的被推翻，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根源。雅利安人并不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而是创造了高度韦陀文明的原始印度居民，虽然两者都属于高加索人种，也属于同一个印-欧语系，但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雅利安人。因此，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起源可能与历来受“雅利安人入侵说”影响的传统观点恰好相反。也就是说，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将自身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传播到了欧亚大草原，其中包括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是5000年前的印度哈拉帕文明已经拥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矿石的开采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需要大规模、长时期的分工协作，很难想象飘忽不定的游牧人能独立完成青铜技术的发明工作。在欧亚大草原常见的青铜器通常是小件的日用品，如刀子、凿、针、锥、镜、耳环、指环，更多的是兵器如斧、剑、头盔、镞、马衔等，远没有达到哈拉帕青铜文化的高度。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农耕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远古西亚、中东与印度曾经同属雅利安文化圈，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印伊时代”，这在史学界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广泛而悠久的贸易联系，韦陀灵知文化在西亚、中东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20世纪初期，印—欧史专家V.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在其著作《雅利安人》（The Aryans）中就指出，有证据表明，公元前1400年左右，雅利安人已经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带建立了与印度河谷文明类似的城市。[181]

1907年，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在一块公元前1360年的米坦尼（Mitanni）楔形文字泥版上释读出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米坦尼人与赫梯人（Hitties）签署的。除了双方国王的名字，上面还出现了作为见证人的神祇的名字，其中包括4个韦陀神名，即密特拉（Mitra，梵文Mitra）、因陀罗（Indaru，梵文Indra）、筏楼那（Uruwna，梵文Varuna）、那沙提（Nashatiya，梵文Nasatyas）。

丁山先生谈到波斯拜火教时，也提及印伊文化：

拜火教，中土载记谓之火祅教，其传入中土时代虽在南北朝（详见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其创教则始于纪元前千四百年顷，今传《圣奥维斯他》（Gent-Avesta），即其最古圣经也（详见加藤智玄《世界宗教史》之《波斯宗教》节）。考《圣奥维斯他》中神祇，其名称多同《韦陀》，如日神密特拉（Mithra）之即《韦陀》中的密特拉（Mitra），水神阿帕（Apa）之即阿帕斯（Apas），酒神豪麻（Haoma）之即娑摩（Soma），在在可证《韦陀典》与《圣奥维斯他》所见神名，实同语源；而风神婆庾（Vayu），与火神阿耆尼（Agni），则二典相同；故近世宗教史家皆谓印度人曾经过印伊时代，其文化则承继雅利安民族悠久之积聚（详高观庐译高楠顺次郎著《印度哲学宗教史》）。[182]

“卐”符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及夏殷时期的中国


据饶宗颐先生的考证，史前韦陀灵知文化的标志性象征符号“卐”符不但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而且早在夏殷之前就出现在华夏的器物上：

近时印度考古学新知，比哈拉帕文明更早在次大陆俾路支（Baluchistan）地区几次发掘中发现所谓米哈迦尔文储，出土有泥砖砌成的储藏室，陶器出口输往伊朗，贝壳编制颈环出于近阿拉伯海之口岸。内有陶器和铜器，估计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有男、女塑像，女带长发、男披缠头巾，首次发见〔参看J.F.Javvigt与Meadow的《印度河谷文明的履历》（The antecedent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Hindus Valley）〕在俾路支与印度西北边界发掘出土一件绘有圆圈，内画一个“卐”符，这个记号在汉土西周、战国器物上非常习见。

印度大文法家波尔尼仙书中论“卐”符用为牲畜的耳记，见于史诗《罗摩衍那》及《大战书》（即《摩诃婆罗多》）。这个符号代表吉祥，印度河谷文化亦已普遍使用，尽人皆知……我从前尝举出“卐”这一符号在西亚分布邻近各地，一般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于死海泰利拉特，加苏尔（Telelat tat Chasue）文化层中出现一石权杖头部带有“卐”字形……一般所知，米坦尼—赫梯文件上的神名，可与韦陀互证。韦陀经的首创者雅利安人事实亦复川流不息地由阿富汗逐渐南徙，今天考古学的新知告诉我们“卐”这一符号在印度的诞生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梅赫尔格尔文化，它和阿纳托利亚（Anatolia）附近公元前7000年的内瓦里·科尼（Nevali Coni）文化相衔接。

1891年《符号的迁移》一文的作者，指出“卐”符在世界各地分布情况，唯波斯地区则未之见，百年以来，考古学的推进，近东、印度、华夏的新知，大可补其不及。印度与华之间，“卐”符在殷代早已被吸收成为契文，与万、萬二字通用，远在佛典传入之前。西印度则哈拉帕文明所出见带“卐”符的印章，J.马歇尔（J.Marshall）的考古报告所见的方形圈内有“卐”符，与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