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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pun陶片上的“卐”符,亦非最原始之物,在此以前出现的有圆圈内带“卐”符的陶纹,和汉土的皻钟、越戈一样,真是匪夷所思![183]
“卐”字符与韦陀宗教之性力崇拜有关,很可能是女阴的象征。在韦陀神话里,“卐”字是毗湿努胸前白毫所呈现的形状,代表幸运女神拉克什米。古希腊克里特岛出土的一尊女神石像的阴部被刻上了“卐”字符。
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表明,雅利安文明透过欧亚各部落的迁徙进入了中国。林梅村结合考古学与语言学论证了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他指出:“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这里的“雅利安人大迁徙”,也应该从整个史前雅利安文明圈的角度来理解。[184]
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青铜镜,也由“青铜之路”传到了中国。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185]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186]
根据世界史的最新研究,这条沟通东西的“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且还包括众多极为重要的生产技术,比如养殖牛、马、羊的技术,以及相关的制作马车技术、毛纺织技术。美国宾州大学东方研究系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认为,从里海到贝加尔湖的这条通道上居住着基本上共享同一文化的人们。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印度—伊朗语。这些人成功地充当了欧亚大陆偏远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这条通道,往西是黑海地区,与欧洲和地中海紧密相连;往西南是伊朗血统的农耕团体,产生琐罗亚斯德教的纳马兹加晚期文化即属于这类团体;往东南就是中国,穿过北部的大草原,沿着戈壁沙漠的东边而行。另外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可能是沿着阿尔泰山脉和西边的天山山脉起伏的山麓前行,然后通过甘肃来到陕西。梅氏总结:“晚近的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证实,从极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就在文化交流中显得十分开放。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也毫不例外。我们确实有极好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字、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明的其他方面都是在与西方和南方的文化的交流中得以发展的。”[18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在《早期丝绸之路开拓和发展的考古学证据》一文中提出: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通过欧亚草原相互联系。最早的西方文化的传入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方的石器制作技术通过新疆传入中国。在新疆的通天洞遗址,距今约45000年左右,出现了西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早期丝绸之路开拓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素进入新疆。在塔里木盆地出现了古墓沟一类的遗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古墓沟墓地人群的体质特征属于古欧罗巴人种。第二阶段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安德罗诺沃和卡拉苏克文化为代表的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因素,进入中国西北并扩散到中国北方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通过天山北麓到达天山并进入了今天的河西走廊地区,进而可能随着齐家文化的东扩,影响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三阶段是两周时期,欧亚草原的塔加尔文化、巴泽雷克、斯基泰等文化因素广泛影响了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深入到了中华文明的腹地,并沿着“藏羌彝走廊”进入四川、云南,真正意义上的早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确立。
依靠现代的基因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了通过“青铜之路”进入中国的雅利安人留下的残存信息。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188]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189]对殷代人种的研究表明,组成殷商王室的血统相当广泛,不仅是现代中国境内的人种,还跨及北亚、太平洋、高加索等地区的人种。据人类学家分析所得的人种比例来看,殷商的人种来源以北蒙为主,其次还包括南洋、白种人等。太平洋人种应源自太平洋沿海的文化交流路线。研究河姆渡及良渚文化的学者早已论及这一问题,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条路线往南可到达南洋地区,向北通往楚科奇半岛,现今在山东、辽东、黑龙江、朝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北方沿海地区,均留下了来自南方海岸的文化遗迹。殷人与草原白种人有大量接触,殷文化中有诸多雅利安元素,例如马车、麦子、牛和北极帝星崇拜、日干系统等,显示殷人在北方草原活动,成为中原先民与中亚、西亚文明之间的桥梁。
周人来源于含有大量印欧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西周墓葬中即发现有很多印-欧人种特征的颅骨。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苏三发现,与周相关的姓氏如万、郑、王、辛、焦、朱、贾、齐、沈、唐、施、叶、蔡与印-欧人基因R关系极为密切,其次是与夏相关的姓氏(辛、萧、施、夏)和与商相关的姓氏(万、朱、施、王、萧、边)(参考苏三《新文明简史》)。
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定属于(类似于)印-欧人。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里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印欧人),而不是蒙古人种。[190]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青铜鼓上的人头像,以及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皆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都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时留下的痕迹。[191]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结尾处谨慎地主张:“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两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美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是否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192]
这种种族的混合甚至发生在更遥远的时代。在中国区域内所发现的“智人”(Homo sapiens,指具有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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