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的人或动物），以1933年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为最早。山顶洞人所遗的头骨中，出乎意料地竟然包括了好几个种族。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曾在其1939年所写的初步报告中加以简单的描述。据魏氏所述，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分别为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及因纽特人种……”，最早的中国人种以及中国文明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国际性色彩。[193]

语言学方面的证据也表明中国的文字并非传说中的仓颉所造，而是有着很深的印-欧渊源。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194]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讨，现在看来汉藏语系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语系，而应属于具有全球性的印-欧语体系。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欧洲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艾约瑟和施莱歇尔就不约而同提出了“汉藏—印欧语同源论”。1925年孔好古将汉语、藏语、缅甸语和泰语等统称为印欧—汉语系。20世纪下半叶谢飞写成《欧—亚超级语系》，尝试建立汉—印欧语系。蒲立本随后论证汉藏—印欧语系假设并非基于个别词语的相似性，而是根据深层结构和构拟形式的一致性。易华认为：“麦、青铜器、铁、土坯建筑、农耕灌溉技术和车马、黄羊、山羊、绵羊、家马，由骑兵经新疆、蒙古传入东亚。新疆、蒙古、甘肃境内的居民表现出与中亚和西伯利亚相联系的人种特征，可能与欧罗巴或高加索人种交融。这就是汉藏—印欧语同源论或汉藏—高加索语相似的人类文化背景。”

饶宗颐先生发现半坡、乐都、二里头等地出土的陶文符号，有许多跟印度河谷哈拉帕文明遗址陶印上的符号十分类似。饶先生并且将印度古图形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进行比较，发现印度河谷文字的构造方法跟古汉字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国外学者J.格尔布（J.Gelb）认为中国象形文出自印度。[195]虽然哈拉帕文明要晚于半坡文化，但是在哈拉帕文明之前印度北部还存在着比半坡更古老的莎拉斯瓦提河文明。因此，不能排除J.格尔布的假设。印度河谷类型的文字有可能就是由“象牙之路”或“青铜之路”传入中国，而后影响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仰韶文化的彩陶里，也出现了大鸟负日的图案和大量的鸟纹，显示出与三星堆一样的韦陀灵知符号。

中国与世界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极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宋亦箫教授指出，宁夏水洞沟文化及其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乃是最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其后，历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与域外的接触持久而活跃。彩陶、冶铜术、绵羊、黄牛和小麦等文化因素，成为中外早期接触的最醒目标志。中外早期接触的通道在欧亚草原，正是通过它，遥远的中西亚与中国北方的陕甘宁地区、内蒙古以及海岱地区出现了持久的联系和交流。而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只是到了青铜时代才渐有沟通。这条欧亚大陆北部长达八千余里的草原通道到达中国后，沿着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河谷下行，从甘肃南下到云南，再到缅甸和泰国，形成所谓“藏羌彝走廊”。“T”字形欧亚文明大走廊亦由此形成，并延伸到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其在建立泛欧亚民族和文化联系中的中枢地位贯穿了旧石器时代、彩陶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正是通过这条文明大走廊，西方彩陶文化传播到了东方。宋亦箫教授将彩陶文化的传播路径，依据各地彩陶的相似度及存在时间，推定为西亚—中亚—欧亚大草原—中国关中，而不是中外学者一直认为或作为反驳彩陶西来说的新疆、甘肃“丝绸之路”一线。[196]这就解释了中国仰韶、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以及印度河哈拉帕等地出土的彩陶为何如此相似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东亚人主要来自东南亚，大体属于蒙古人种；同时发现另一部分人来自西北，属于印欧人种，正是两者结合形成了东亚各民族。先到东亚者为土著，可称之为夷，创造了东亚石器时代文化；后到者与夏关系密切，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易华由此提出“夷夏先后说”：

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来自东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民族文化传统。[197]

相对于夏而言，夷虽是所谓东亚土著，其实也不过是早到的移民。夷或许来自东南亚，但东南亚的文化大抵受南亚辐射，不太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所以夷文化应该与早期印度河文明（可以上推至6000—7000年前）有关。夷文化一路沿“南方丝绸之路”，从滇缅、长江上游传播到长江中下游，三星堆文化、滇越青铜文化、泰国班清文化、越南东山文化都在这条传播路径上，这个传播过程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另一路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洋、南海、东海、黄海、渤海海岸线渐次北上，从而形成了环太平洋沿岸古文化、良渚文化、海岱文化、红山文化，是为中国文化的基底层。夏文化沿“北方丝绸之路”输入，混合了源于西亚、中亚的各种雅利安文明要素。从本书的研究视角来看，印度河文明与西亚、中亚文明同属于史前雅利安超级文明圈，故夷夏原为一体，只是有先进、后进之别。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有趣的证据，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里提到一件特殊的陶罐盖子，这种见于东亚小屯、南亚摩亨佐·达罗、西亚众多遗址的罐盖像花盆一样，中央有一根突起的阴茎状的柄，因柴尔德的介绍而闻名于世。再举一个案例。摩亨佐·达罗发现一个有名的壁向内凹的玉石有底高杯，在器形上同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发现的宗教柱子相似。这种绿玉石十分稀罕，产地在印度河流域南1600多公里处的迈索尔。制作这样的连底玉杯，显然需要极高的工艺。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东北部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同样造型的玉杯，只是杯壁两面打磨得更薄更光滑。

“象牙之路”与“青铜之路”的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点。透过这两条通路，史前雅利安文化圈从喜马拉雅南北两侧两个方向对华夏地区产生了悠远、持续、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多种类型的雅利安文化，当然，也不排除来自于本土的文化因素。总的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且具有国际性的特征，绝不可能是在完全独立、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文明是文化接触互动的结果，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从史前全球雅利安文明圈的视角来看，中国文明也是史前全球雅利安文明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多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明，其最底层的文化基因结构依然是韦陀灵知。

易华在《夷夏先后说》中指出，以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夷文化皆表现出农耕定居、礼乐祭政一体的特色。书中说道：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祭祀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