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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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199]

这些散布中国的诸夏部落，乃至与诸夏有密切关系的戎狄之羌、月氏、吐火罗、大夏、土方、鬼方、匈奴，虽然种族、地域不同，但却同奉源于史前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或韦陀文化为其文明之理想，所以皆以夏/雅利安自居，并奉韦陀创世大神梵天/黄帝为其共同始祖。古代中国通过包容教化外来种族从而不断壮大重生的天下无外的信念和天下基因，正是源于史前世界体系的雅利安式文明理念。

不过，从其主要性质来分析，华夏文明虽然内含婆罗门文化和刹帝利文化的因子，却更广泛更深层地表现出吠舍文化的特征。吠舍是四种姓中对经营获利阶层的统称，其实不光指从事经商贸易的商贾，也包括经营土地垦殖的地主。实际上，华夏第一个统一王朝——商——就是商人和商业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朝代。商朝时期，农业、酿酒业、养蚕业、畜牧业、冶炼业、制陶业、纺织业、营造业、玉石加工业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手工业的分工化及专门化表明相当一部分产品是为了交换，纯属商品生产范畴。商统治者不再迁都，城市固定发展下来。现在发掘出来的殷墟，不但城市面积大（至少10平方华里），且有诸多手工作坊，还有交易场所“市”，殷金文里也有“市”字出现。贝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盘庚称贝玉是“好货”“宝货”，并且常用来对臣下赏赐。据考古发掘，不但贵族墓中有大量的贝随葬，就是平民也不乏贝随葬。安阳晚商一座王室墓葬中，出土六千余枚贝。可能是海贝不足，所以还出现了骨贝与铜贝。特别是铜贝的出现，标志着至少在商晚期，中国已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贾的记载，如“多贾”（泛称，许多商贾）、“某贾”（某为地名）、“贾某”（某为人名），等等。商的先祖王亥，据说发明了牛车，驾着它往来做生意。史载殷人重贾之说，可谓真实不虚。吠舍文化倾向实用和功利，但也注重伦理道德，既有保守内敛的一面（作为土地经营者），也有积极开拓的一面（作为经商贸易者），对世界和人生习惯保持一种中庸适度的柔韧态度，所以既不像刹帝利文化强霸好斗、穷奢极欲，也不像婆罗门文化有可能过度强调出世超越，以致失去文明的建构力和创造力。这或许是为何华夏文明能绵延5000余年，历经劫难而始终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夏重商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古远的传说时代。炎黄二帝被认为是最早提倡和发展商业交换的人。《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下》载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济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尧、舜、禹同样高度重视商业，《淮南子·齐俗》载：“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据《尸子》载，舜是个精明的商人，发现了贱买贵卖的经商原理：“顿丘（今河南浚县）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今山西解虞）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禹时商业活动更广泛，最突出的标志是，夏开始使用货币。汉桓宽《盐铁论·错币》载“夏后氏以玄贝”。夏时有了贝币，说明已经进入商品流通的阶段。贝币所使用的海贝并非产于中国，而是来自印度洋和东南亚，则显示出商品流通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

历时3000余年的南北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同样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吠舍文化的产物。它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了东西方财富和资源的吸收者和分配者，成了“世界之胃”。但与此同时，吠舍文化的弊端也经常表现出来，比如重聚敛、贵功利、柔弱圆滑、贪图俗世享乐、缺少创新能力和超越情怀，等等。是北方草原游战民族带来了刹帝利文化，为中原农耕文明输入了尚武、血性、开拓、创造、统治的精神和能力，实用理性结合乃造就了华夏帝国的成型、不断扩大和强盛。但在这两股势力背后，却是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所传承积淀的伦理、灵知体系在净化、支撑、提升着华夏的道德世界和精神维度，并在实用理性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华夏帝国周期性轮回中，保存、修复亘古相传的文明基因，从而再造礼乐文明。不过，在这三种文化中，吠舍文化仍居上风，所以华夏帝国虽然一君独大，却并不曾像西亚、波斯、罗马帝王一样以征服好战为尚，反而大多以守成防御为主；另一方面，华夏虽重礼乐，由于超越出世精神较弱，却并不强调对俗世的否弃和向神灵世界的超升，致使信仰和智慧容易成为获取现世利益的工具和通道，从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引发全民腐败的不治之症。此时，只有首陀罗（农民）的起义和新兴游战民族的再次入侵，才能以大放血或大换血的方式重新净化社会肌体，再次激活文明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