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之道：从《薄伽梵歌》到《老子》

而失去超越性灵知维度的儒家，在历史的演变中，却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实用主义伦理色彩，并逐渐与法家互补，呈现出“阳儒阴法”的分裂性格。

有趣的是，楚地出土的简书中亦多儒学论著，学者认为其侧重“心”“性”的理路与后世宋学的内圣精神遥遥相接，而与荀学大异其趣。徐梵澄先生精研《薄伽梵歌》，尝谓其理合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且惊其与宋儒之说不谋而合：“内圣外王之学，至宋儒而研虑精深，论理论性论气论才，稍备矣。勘以此《歌》主旨，则主敬存诚之说若合焉；理一分殊之说若合焉；敬义夹持之说若合焉，修为之方，存养之道，往往不谋而同；在宋世释氏且为异端，印度教更无闻焉，自难谓二者若何相互濡染，然其同也，不诬也。”[232]对这个现象，一种完全可能的解释是：楚地的儒学更接近儒道未分时的原始“大道”，因而也更多地继承了韦陀诸经所承载的灵知基因。后世宋学，不过是这段灵知基因残片在数千年后借佛学之魂复活而已。

《老子》学说中的非人格色彩和入世基调，在道家学说本身的演变过程中更趋强烈。其中一派就是法家，到了战国时代，老子之道在韩非子的阐释下，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帝王学”、厚黑术。超然物外变成了冷漠自私，慈悲容忍、柔弱谦下都成了夺取权力的阴冷利器；另一派则流为神仙家，将灵魂的不朽与肉体的不死等同起来，将史前灵知的“通天手段”转化成了“致福”的方术，走向迷信和愚昧。无可否认，灵知基因的蜕变导致了民族精神的崩溃和民族性格的沦落。徐梵澄先生以为《薄伽梵歌》之说通乎老子之道，对此道、术之蜕变感悟尤深：

而世之解《老》《庄》者，一误于申、韩之克核，再误于方士之求仙，皆强索玄妙无上之真，于粗重形下之器，未得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至若导引服气，固形养寿，与彼瑜伽，亦多合辙。以术而辅道则同然，为术而行术皆无可。不然，即欧阳公所谓始于一念贪生，虽寿至千岁，功在一生，亦何益矣！[233]

一般的学者研究《老子》，通常都在义理的层面来阐释老子的道、太一，将这些灵知术语作为哲学范畴进行推敲，而忽略了这些概念在灵知体系中的深层意义，即神学层面的意义。其实《老子》之道都建立在实际的修炼体验之上，明显透露出巫文化的神学意味，例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皆透露出对宇宙间不可思议之大力之高超领悟。

其实在史前灵知体系里，灵知义理、灵知神话与灵知天文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古埃及、中国、巴比伦、韦陀的灵知体系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这应该与史前灵知体系的人格性特征有关。古代的文献和考古的资料表明，《老子》所谓的“太一”也在灵知神话与灵知天文的维度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