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明的子宫

神主！它象征了外显为水神的北极主神。此类陶透底器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见其为二里头文化独有之通神重器，这有力地证明了，二里头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神禹夏都！二里头号称华夏第一王都，有若干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而且出现了最早的陶排水管、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宫室建筑工程可能使用了最早的营造规制，如此先进的整体性营造规划理念和营造技术究竟从何而来？并且，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晚期，这表明，二里头前所未有的营造规划理念和营造技术并非来自本土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而很有可能为外来输入。只有与二里头文明同时但形成更早的印度河文明才有这套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城市规划、中轴线布局、道路网、功能性区块分隔、排水设施，正是印度河文明的强项。二里头古城遗址没有发现城墙或壕沟，三星堆也没有防御性城墙，其城墙为宗教性建筑，而这也恰好是史前印度河城市的特色之一，体现出天下无外、王者无敌的文明格局。种种迹象表明，正是通过三星堆祖庭的传递，二里头的夏后氏族得到了来自印度河雅利安文明最先进的文明理念和先进技术，从而崛起成为华夏第一王朝乃至东亚的文明中心。这种源源不断的文明传播和传递可以上推到三星堆文化一期。三星堆是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管道，而开花结果却在二里头，荀子言“禹学于西王国”便透露了个中消息。三星堆文化二、三期是印度河文明的直接植入，也暴露了三星堆与印度河久有交通，故彼时三星堆乃成为文化飞地，其文化又为后起的商、周所吸收。其时正当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期，雅利安文明火炬遂由中国接手。

最值得注意的是嵌绿松石龙纹铜牌饰，这种独特的器物，竟然也出现在广汉三星堆，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均未见出现。据考古学者研究，两地的铜牌饰之间有着某种递次衍化的关系[301]。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近年已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列举了两地出土的陶盉、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形制上的很多相似之处，因而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线索可循的内在联系。

此外，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跟三星堆文化一样的隆背具齿的海贝，主要被用作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二里头考古负责人许宏认为，海贝属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部腹地为最早。史前时代的黄河上游青海马家窑文化、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以及与二里头同时分布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都发现有海贝。在此后的商周时代，海贝又曾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而广泛地使用，汉以后才逐渐淡出社会生活。（参考《最早的中国》）

关于夏与巴蜀的关系，除了禹生于川西，古籍传说中还遗留下一些其他的记载。主要有三：一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封其支庶于蜀的故事，而禹被认为是黄帝的玄孙（载《史记》《华阳国志》）。二是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且听讼于巴人（载《山海经·海内南经》）。三是夏桀娶岷山二女，成汤放桀或夏的遗民于南巢（载《尚书·汤誓》）。夏启之臣能司神、听讼于巴，可见夏与蜀应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法律体系。蜀与夏有共同的祖先，夏后多娶蜀女，而夏亡后，遗民被流放于蜀地。种种迹象显示，蜀或许就是夏的祖宗龙兴之地，而三星堆古蜀王国乃是夏文明的子宫。近年新出土的地下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种推测。2004年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一块东汉熹平二年景云碑，碑文说大禹后代，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遵循大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所谓“述禹石纽、汶川之会”，甲帐龟车，巡狩巴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隆背具齿海贝


近来学者对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之文化近亲关系逐渐已有认识，比如有的认为：“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或者认为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也有的认为：“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学者谭继和撰《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进一步认为，禹治水始于岷山，扩及九州，提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于河洛的看法，并概括为“夏禹文化西兴东渐”之说。从作为人王的禹来看，他出生于蜀地，又学于“西王国”，蜀与夏在文化上应该是传承的关系。很有可能，古蜀人的一支出川东进，在中原的诸夏部落中获取了支配性地位，因而成为盟长，从此遂被称为夏后氏，并将古蜀文化的主要元素带到了中原，随后又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使其得到了发扬光大。段渝教授断言：

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部族。[302]

当宗周初叶，即公元前11世纪之末，周公立政，尝称“陟禹之迹”。太史辛甲作虞人之箴也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自此诗、书、诸子都盛称禹迹，或谓“禹平水土”，或谓“禹敷土，奠高山大川”。大致春秋以前，自王朝至于列国的一般重要文献，每一追溯中国历史的起点，必以禹为首出。据丁山先生考证，《尚书·尧典》里的尧、舜都是皇天上帝的别名，而禹则为“帝使”“帝臣”之类，应是“辟地”的大神。考之楚帛书，此说完全成立。丁山先生遂推断：

《尚书》以尧典开篇，显与“摩奴法典”创世纪意义相同，也是说中国有史时代自“汤汤洪水方割”发轫。[303]

摩奴是古印度《往世书》中将人类带出大洪水的始祖，其后又颁布《摩奴法典》，为世界建立秩序，其事迹颇类大禹。禹跟摩奴，尾音极为相近，或许为其译音。看来，禹的神话不但本于韦陀水神，似乎还掺杂了摩奴传说的成分。

《尚书·禹贡》谓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治理岷江水患，这是作为人王的禹的赫赫功业。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被认为是水神和摩奴的化身。

三星堆文明对先周文化的形成也有很深刻的影响。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目前的先周与西周早期考古已经证明，先周文化与新石器半坡和马家窑文化的关联并不多，其间似乎产生过文化断层，倒是跟西南广汉、汉中等地的关系更为密切。由此可以推论，位于周原的西北先戎族群，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和传说。所以对夏的崇拜实际从周开始，殷人对夏反而只字未提，是西周晚期的周室编写了夏的历史并将其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但却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遂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郭静云据此推断：

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才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不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