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君

虎”图形尽管出现较晚，但保留了更强烈的韦陀特征，从而为我们破译印度河印章上所表现的北极星君崇拜提供了无比珍贵的线索，同时也将《往世书》的口头流传时间提前至印度河文明的时代，从而证明印度河文明就是史前韦陀文明，所谓“雅利安入侵说”“韦陀外来说”不过是西方学者基于种族主义的一种猜想。

在华夏上古信仰传统里，神虎是掌握政权者的信仰，也是崇高权力和万乘武力的表现，象征崇高王位的存在。但是神圣的王位却不能代表上古精神文化的核心所在。虎神能加强王权，但古人另有更高的天权和天恩概念。龙形的神、云巡回昊天灌降甘露以表现天恩之养育万物，龙又吞噬众生，以表现神杀的天权，总体实现死生循环。可以说，虎是王权神，而龙是天权神。龙和凤分别构成“上下和四方”的天上空间观念，而虎是地上或山上四方四缘的保护神。在此空间中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点：独一无二的四方之“中”。在商文明信仰中，人世间商王朝的“中”是神格化的“王”；而在天上除了龙、鸟神兽之外，还有居于“中”的独一之“帝”，即永居于北极天中的崇拜对象。龙和凤都在帝的手下，聆听帝令而传达于四方上下。商文明信仰蕴含了五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等等，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主题：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灵魂升天、再生的理想。[361]这种传承于上古文明的韦陀式宗教在华夏大地上源远流长，从时间上起自新石器时代，成熟盛行于殷商西周，继响于西汉，地域上则覆盖了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最终形成、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动力。

在殷商时代，王的身份还远未能与帝相颉颃，但王与帝关系直接而密切，人王是上帝天主在人间的化身。帝永居于天中，所以位于地之中央的王室是直接呼应上帝的，甚至可以代表上帝。地上之王既受上帝的支持，亦被他考验，承受罪孽。《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统治者应效仿北极，无为守静而运化天下。这样的理念源自上古的北极天帝崇拜，天子正南面，所体现的正是天帝的状态。直到战国以后，且在秦国的政治文化中，王的身份才开始等同于上帝。秦始皇自称为“帝”，过去千余年的宗教观念和礼仪遂告终结。以人王上同于天帝，似乎也是受了西亚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的影响。然而，秦以人僭天的局面并不能维持长久，兴起于楚地的汉重新恢复了对太一的信仰和崇拜，但王权的至高无上已经被建立起来，因为王权彻底垄断了对太一、天帝的祭祀。清朝律例规定：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点天灯、告天七灯，拜斗亵渎神明者，杖八十，妇女有犯，罪坐家长。若僧道修斋设醮，而拜奏青词表文及祈禳火灾者，同罪还俗。

官方对此规定的注释是：

告天拜斗、焚香点灯，皆敬礼天神之事。祀典各有其分，私家所得祭者，祖先之外，惟里社五祀，若上及天神，则僭越矣，僭越则亵渎矣，故杖八十。

祭天仪式被严格地限定为皇帝的特权。皇室祭天之时，不仅普通百姓一概不准参与，连同官品较低的官员也无法以观众的身份擅自踏进天坛。由此，通过对祭天仪式的严格控制，皇室成为天人之间的唯一中介，垄断了万民的升天之路。另一方面，很多民间宗教的祭祀已经变成官方的等级性特权，虽然这些仪式通过民众参与的方式向公众开放，但是在宗教仪式中曾担任重要角色的巫师的地位，大部分被世俗社会制度的领袖替代了，后者在祭祀中成为主持事务的灵魂人物。

尽管如此，传统宗教的神学思想、宇宙观和仪式融入中国民间社会各个层面的日常生活中，民众的宗教感完全和日常生活的社会制度合而为一。宗教神学性地、仪式化地和组织化地渗入到世俗团体中，共同的宗教观念和活动充满整个社会，意味着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具有神圣的氛围，神、鬼和人一起共同参与筑就了现世的生活方式。这种弥漫性宗教不需要独立的制度作为基础，如明确的神职人员和单独的权力结构。其宗教功能通过中国社会的世俗结构而发生作用——家族制度和帝国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网络，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伦理—政治景观。其表现于大传统儒家理念，则为“天人感应”“致中和”“调理四时，太和万物”等形而上哲学概念；表现在小传统及日常生活中，则见于实物、医药习惯、姓名系统、祖先崇拜仪式、择日占卜、风水地理、神明仪式以及符篆咒法等方面。皇帝和官员构成了这种弥漫性宗教的执掌人，而全体臣民则是群体信众。[362]但是，因为没有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婆罗门阶层以及独立的宗教生活制度的监督和教化，构成王权和官僚体系的刹帝利阶层（包括皇帝和依附王权的儒生）必然因为信仰弱化而逐渐腐败，于是弥漫性宗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