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力量大

（大脑对成为集体的一分子有何反应）


到底什么是“朋友”？这还真是个一旦大声问出来就会让你显得很悲哀的问题呢。朋友就是和你产生了个人纽带的人（不是家人也不是恋人的关系）。不过实际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人们一般有好几类不同的朋友：工作上的、学校里的、老朋友、熟人，以及其实并不喜欢但认识多年所以甩脱不了的朋友等。现在互联网还让我们有了网友，于是可以和全世界志趣相投的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真幸运我们拥有强大的脑子，足以应付一切人际关系。事实上，这可不是巧合。根据某些科学家的说法，我们或许正是因为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有了强大的脑。

根据“社会脑假说”的主张，复杂的人脑是人类结交朋友的结果。很多物种会聚集成大型群体，但这并不等同于个体智力。羊聚成羊群，可羊群似乎主要是为了一起吃草和逃命，做到这点并不需要智慧。

集体狩猎涉及合作行为，需要更高的智力。所以，像狼那样的集群捕猎者往往比温顺而数量众多的猎物更加聪明。早期的人类社群还要复杂得多。一些人打猎，另一些人在家照看老弱病残、保护家园、寻觅食物、制作工具等。合作和分工提供了更安全的环境，人类得以存活下来并繁荣壮大。

上述安排需要人类去关注那些与自己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超出了“保护自己的基因”之类的简单本能。因此，建立友谊意味着我们关心他人的健康幸福，尽管彼此之间的生物学关系仅限于属于同一物种（而“人类最好的朋友”说明，就连物种都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条件）。

协调社群生活所依赖的各种人际关系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假如集群捕猎者玩的是连三子棋，那么人类社群就是在参加不间断的国际象棋锦标赛。可见，强大的脑力必不可少。

我们很难直接研究人类的演化，除非你有好几十万年的空余时间以及充足的耐心。因此，要验证社会脑假说的准确性非常困难。2013年，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号称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显示人际关系确实需要更多的处理能力（因而需要更多的脑力）。这很有意思，但还不能就此下定论，毕竟要怎么在计算机上模拟友情呢？人类有聚群和形成人际关系的强烈倾向，愿意关心他人，甚至完全缺乏对他人的关心或同情现在会被视为异常（心理病态）。

内心想要从属于某个集体的倾向有助于人的生存，但也会产生一些荒诞怪异的结果。举例来说，所在集体会左右我们的判断，甚至我们的感觉。

大家对同侪压力都不陌生，它让你出于所属群体的意愿去做或说自己并不认同的事。比如，“酷”孩子都喜欢某支你讨厌的乐队，所以你也声称喜欢他们；或是花好几个小时探讨朋友们喜欢的一部电影有多好，但其实你觉得它乏味透顶。这种现象有个科学名称，叫作“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指的是仅仅因为你从属的群体不赞同，你的大脑就放弃了它试图形成的结论或意见。而令人揪心的是，我们的大脑实在是经常把“被喜欢”看得比“正确”更重要。

这一点在科学实验的设定场景中也得到了验证。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1951年开展了一项研究，把被试者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向他们提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例如展示三根长度不同的线段并提问“哪一根最长”。结果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大部分参与者给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然而研究者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每组其实只有一个人是“真的”被试，其他人都是事先被要求给出错误回答的托儿。真正的被试者每次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其他人都已经大声说出答案后再作答。于是，75%的情况下，他们也给出了错误的回答。

被问及为什么要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大多数人说他们不想“添乱”或出于类似的想法。实验以外，他们并不“认识”同组的其他人，却还是想要得到新同伴的认同，并且愿望强烈到足以否定自己的感觉。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看来是大脑优先考虑的事情。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尽管有75%的被试者附和了团队的错误回答，还是有25%并没有那么做。我们或许深受群体的影响，但一个人的自身背景和性格往往同样重要，再说群体由不同类型的人而不只是顺从的雄蜂组成。你肯定见过有的人就是爱说一些肯定会招来周围一片反对声的话，在达人选秀节目上这么做还能赚大钱呢。

规范性社会影响可以说本质上是对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就算持有异议，我们也表现得像是赞同群体的意见。周围人又不能规定我们到底怎么想，对不对？

一般来说确实如此。假如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突然坚持2+2=7，或者重力把人往天上拉，你肯定不会附和。或许会担心是不是你在乎的人都丧失了理智，但你不会去赞同他们的说法，因为你的感觉和认识都表明他们说的不对。但这是在真假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当真假界限更暧昧时，他人的确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过程。

这就是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指大脑在解决不确定情况时把他人看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哪怕是错误的）。为什么道听途说的东西会被人相信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寻找准确的信息是很费劲的，但假如是从“巷口那个小卖部”或“我朋友他妈妈有个知道这事的表哥”那儿听来的，那么通常就可以算作证据充分了。替代疗法和阴谋论靠这招长盛不衰。

说起来倒也并不令人意外。对于一个发育中的大脑来说，其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他人。模仿和效法是孩子学习时的必经之路。而至今为止的很多年来，神经科学家都对一类叫作“镜像神经元”的细胞很感兴趣，这类神经元在我们做某个动作和观察别人做同样动作时都会被激活，表明大脑在基础层面上识别并处理他人的行为。（镜像神经元及其特性在神经科学上属于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别视之为确凿结论。）

大脑在遇到不确定的情况时喜欢把他人当作可信赖的消息参考。人类大脑演化了数百万年，人类同伴存在的历史可比搜索引擎长多了。你听到巨大的异响，猜想也许来自一头被激怒的猛犸象，而这时部落里的其他人都在尖叫着逃跑，那么很有可能他们知道真的是一头愤怒的猛犸象，你的最佳选择就是赶紧跟着逃命。跟风的有用之处正在于此。但有时以他人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也会产生糟糕可怕的结果。

1964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家中惨遭杀害。除了惨剧本身，这起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据报道有38人目睹了袭击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或施以援手。令人震惊的行为促使社会心理学家达利（Darley） 和拉塔奈（Latané）展开研究，并最终发现了他们称之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⑬的现象，即人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不太可能出手干预或提供帮助。倒不（总）是出于自私或懦弱，而是因为我们在不确定该怎么做时会参照其他人来决定自己如何采取行动。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有足够多的人，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让旁观者效应便构成了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旁观者效应阻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