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刻薄，但我的脑子刻薄

（神经的特性让我们恶劣地对待他人）


至此，人类的大脑似乎已经做好了建立人际关系与沟通交流的准备。倘若真这么简单，那么世界上应当只有手拉着手歌唱彩虹和甜筒的人们了。然而事实上，人类经常恶意相向。暴力、偷窃、剥削、性侵、囚禁、虐待、谋杀——种种恶行司空见惯，典型的政治家更是精通此道。彻底清除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的暴行甚至也屡见不鲜，以至于诞生了“种族灭绝”这样的专有名词。

埃德蒙·伯克⑯有一句名言：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不过，假如好人愿意热情参与、提供帮助，恶人大概只会更容易成功。

可为什么人要作恶呢？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文化、环境、政治、历史等各方面因素，人脑的运作特点也是其中之一。纽伦堡审判中，那些该为纳粹大屠杀负责的人被问罪时，他们给出的最常见辩解是“只是在服从命令”。站不住脚的借口，对不对？无论谁的命令，肯定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做出如此恐怖的暴行，不是吗？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人确实有可能做出此类服从行为。

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用一项著名的实验对“只是在服从命令”的说法展开了研究。每次实验时，两名被试者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其中一人需要回答另一人提出的问题。假如回答错误，提问者必须对回答者施加一次电击。随着回答错误次数的增加，电击的电压也逐渐增高。他们在这里搞了个名堂：实际上并无电击。回答问题的被试者其实是实验者安排的演员，故意答错问题，并在被“电击”后假装发出越来越痛苦的嚎叫声。

提问者才是实验真正的观察对象，实验场景的设置让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实施虐待。所有被试者无一例外地对此感到难受和担忧，并表示反对或是要求中止。对此，实验者则反复强调该实验十分重要，请务必继续进行。结果令人难过，仅仅为了响应实验者的要求，就有65%的人选择了继续向他人强加痛苦。

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并不是研究人员从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挑选出来的，每一个都只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却出人意料地愿意去折磨他人。他们本可以反对，却还是服从了，而对于接受方来说这才是更关键的地方。

这项研究还有许多后续实验，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⑰。比起在电话中交流，当实验者在场时，人们会更顺从指令。当被试者看到其他“被试者”拒绝服从时，他们违抗指令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说明人们有逆反的意愿，只是不想当第一个逆反的人。如果实验者穿着实验服，在看起来很专业的办公室里进行实验，这也会增强被试者的服从性。

由此得出的共识是，人们愿意服从合法的权威人士，也就是那些看起来在提出要求之后能对后果负责的人。不受服从的无关人士显然很难被看作有权威。米尔格拉姆提出，在社会环境中，人的大脑会在两种状态中被调用，一种是自主状态（autonomous state），即自己做出决定，另一种是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由他人来支配我们的行动。不过他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脑成像研究结果的可靠支持。

有种观点认为，从演化角度来讲，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服从是效率较高的行为。如果每次需要做决定时都要先停下来就谁为结果负责争个明白的话就太不现实了，所以尽管心里有所保留，我们最终还是倾向于服从权威。不难想象，人的服从倾向会被虚伪腐败却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所利用。

然而，就算没有残暴的权威发号施令，人们还是时常恶意地对待他人。常见的情况是，出于各种原因，一群人令另一群人的人生陷入痛苦。在此处的语境里，“群”是重要因素。大脑迫使我们集群，并攻击那些威胁到群体的人。

大脑怎么会让我们对胆敢破坏集体的人如此充满敌意呢？科学家对此展开了研究。由莫里森（Morrison）、戴西迪（Decety）和莫伦伯格斯（Molenberghs）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当被试者设想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时，大脑皮质的中线结构（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颞顶交接处（tempo-parietal junctions）、颞叶回前端（anterior temporal gyrus）组成的神经网络会表现出活性增强。这些区域在涉及人际互动、考虑他人的情景中一再表现出高度活跃，于是便有人把这组神经网络称为“社会脑”⑱。

还有一项发现也很有意思：当被试者必须处理的刺激涉及自己的群体身份时，可以观察到包括前额叶腹内侧、前扣带回和背扣带皮层在内的神经网络比较活跃。另一些研究则把以上区域和“自我”概念的处理关联了起来，提示在自我认知和集体成员身份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所属的群体。

由此可以推出，任何对我们群体的威胁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威胁。对群体处事方式构成威胁的东西之所以会遭遇强烈的敌对，原因就在于此。而大多数群体遇到的主要危险就是……其他群体。

宿敌球队的球迷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几乎成为球赛的附加赛；帮派之间的火拼是犯罪剧的必备桥段；现代政治竞选无不迅速演变为派系间的争斗，比起说明为什么要投票给我方，攻击对方显然更加重要。互联网则让事情愈发糟糕：对任何一件可能有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发表一点点批评或有争议的观点（比如《星球大战》前传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没等你把水壶放到炉子上，收件箱里就已经塞满了恐吓信。相信我，因为我是一家国际媒体平台上的博主。

有人认为，是长期浸淫于塑造偏见的态度才导致了偏见的产生。我们并不是生来就不喜欢某类人，而是经年累月的歪风邪气扭曲了一个人的原则，使其无缘无故地憎恨他人。的确有很多情况是这样，但有时偏见也会十分迅速地形成。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领导的研究小组曾在斯坦福大学开展过一项很有争议的实验，研究囚禁环境对看守和囚犯心理有何影响。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被试者则被指派分别扮演看守或是囚犯。

随着实验的进行，看守们对待囚犯的态度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粗暴、恶毒、暴躁并充满仇恨。囚犯们最后（相当合理地）认为看守是一群精神失常的施虐狂，于是组织了一场反叛，试图在牢房里躲避看守，被此举激怒的看守则闯进牢房一通打砸。囚犯们很快变得抑郁、抽噎痉挛，甚至由于压力过大出现皮疹。

实验持续了多久呢？六天。原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由于事态发展超出预期，不得不提前终止。有必要强调的是，参与实验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犯人或看守！他们都是来自名校的大学生。可是，当他们被置于有明显划分的不同群体，并且与对立群体共处时，群体心态立刻占了上风。大脑非常迅速地认同了群体，并且在特定的情景中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行为。

大脑让我们对那些“威胁”自己群体的人抱有敌意，哪怕所谓的威胁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此，大多数人从学童时期就有所体会。有些倒霉孩子无意间做了什么有违集体准则的出格行为（比如剪了个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