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刻薄，但我的脑子刻薄

的发型），破坏了集体的团结一致，因此受到惩罚（比如无休无止的嘲弄）。

人们不光想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还想要在群体中居于高位。社会地位和等级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连鸡群中都有等级划分——因此有“啄序”这个词，而人类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渴望不亚于最骄傲的鸡——“钻营功名的人”更是努力地你追我赶，让自己看起来好上加好，成为所在行业中相对最好的那个。大脑有几个脑区是促进此类行为的，包括顶叶底部、前额叶背外侧和腹内侧、梭状回和舌回。这些区域通力合作，为我们提供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于是我们不仅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身份，还知道自己在集体中所处的位置。

这样一来，如果有谁做出集体不予认可的行为，那么既是对集体“完整性”的威胁，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其他成员可以踩着不称职者的肩提升自己的地位。于是，谩骂和嘲弄就来了。

然而，人脑十分精明，让我们所属的“群体”成为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挥着国旗示威游行时，群体可以指整个国家。人们还会觉得自己是某个种族的“成员”，由于种族的划分是基于特定的身体特征，这种归类似乎更容易，不同种族之间也很容易辨认，有些除了身体特征外就没有其他值得自豪之处的人（在这种优越感的获得上，他们没有发挥任何主观作用）尤其喜欢攻击其他种族的人。

免责声明：我不是种族主义分子。

但是，有时候一些人确实会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残忍对待无辜者。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人身侵犯的受害者，老弱病残，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非但没有获得多少帮助，还遭到了境况优越者的凌辱。这种完全违背了人类尊严和基本道德的情况，为什么会普遍发生？

强烈的自我中心偏误让我们和我们的大脑不失时机地感觉良好。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很难做到设身处地——毕竟他人不是我们，而大脑做决定主要靠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中有一部分，主要是右脑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可以识别并“校正”自我中心偏误，让我们得以适当移情。

还有证据表明，该脑区受损之后，移情变得困难得多，或者说让人压根儿就想不到他人。德国马普学会的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领导的研究小组做过一项有意思的实验，让被试者搭配成对，分别触摸不同的表面（有的摸着舒服，有的不舒服），结果发现，大脑的补偿机制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条件。

他们看到，两个都体验到不舒服的人可以很好地相互移情，正确识别出对方情绪和感受的强烈程度；但是，若一方感受到愉悦而另一方忍受着痛苦，感受愉悦的人就会严重低估对方的痛苦。所以，生活越是安逸富足的人，越难理解境况不佳者的需求和困境。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蠢事，诸如让最骄纵的人去治理国家，应该就是安全的。

除了前面说到的自我中心偏误，大脑还有一种（相关的）认知偏误，叫作“公正世界假说（‘just world’ hypothesis）”，说的是大脑有一种内在假定，认为世界是公平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偏误有助于人们发挥社群作用，因为它有震慑和阻止恶行发生的意义，还让人愿意行善（并不是说没有公正世界假说就不行善了，只是说有它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它还赋予了我们人生动力，毕竟如果认为世界是随机的，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没有意义，那实在无助于每天早上按时起床。

可惜，这种假定并不真实。恶行不一定受到惩罚，好人也常常遇到坏事。然而偏见扎根于大脑深处，让我们深信不疑。于是，当我们看到某个无辜的人遭遇可怕的不幸时，脑中就会出现不和谐音：世界是公平的，但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却不是。大脑可不喜欢不和谐，于是产生了两个选项：可以认为世界终究还是无情和随机的，也可以认定受害者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才罪有应得。后者虽然更无情，却让我们继续对世界抱有岁月静好的（错误）假定，因此我们会指责遭遇不幸的受害者。

有无数研究证实了公正世界假说的存在及其多种表现形式。举例来说，当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减轻受害者的痛苦，或是了解到受害者其后会获得赔偿时，对受害者的批评就比较少。而如果人们毫无办法帮助受害者，那么就会对其发起更严重的抨击。尽管看起来特别残酷，但与上述假说一脉相承的是，受害者如果没有光明的结局，那么他们必然罪有应得，难道不是吗？

人们还更倾向于指责那些让自己产生强烈认同感的受害者。看见倒下的树砸中的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种族、性别不同的人时，产生同情相对容易得多；而如果看到一个和自己年纪、身高体型、性别均相同的人，开着同样的车子撞上一栋和自家同样的房子时，指责对方愚蠢无能的可能性则大大提高，尽管毫无证据支持自己的这种反应。

在前一个例子中，没有哪一点可以套用到我们自己头上，那就不妨怪罪事情的发生源自随机的巧合，毕竟影响不到我们。后一个例子却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所以大脑想要合理地将其解释为受害者的个人失误。必然是那个人自己的错，否则随机巧合不就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单是想到这点就难受。

可见，尽管我们的大脑有群居、友好的意愿，但它太在乎维护认同感和保持内心的平静了，若有什么人或事对此造成威胁，它宁愿让我们做出不公正的对待。真讨厌啊！

①都是英国流行的亚文化种类。——译者注

②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法国外科医生、神经科学家、生理学家。——译者注

③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1848——1905），德国医生、解剖学家。——译者注

④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对语言学来说是个麻烦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会让人产生误解的标签。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被认为是该假说的开创者，实际上两人从未合著过，也没有提出过专门的假说。事实上，是先有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术语后，才出现了具体的假说，这倒也是说明假说本身的一个绝佳例子。没有谁说语言学是简单的。——作者注

⑤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闻名全球的畅销书作家，被誉为“医学桂冠诗人”，写过许多关于大脑疾病和深受疾病影响的病人的书。——译者注

⑥尼古拉·盖冈（Nicolas Guéguen），任职于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瓦纳校区，认知心理学博士、软件工程师，著有《100个心理学小实验》等多本科普书。——译者注

⑦杰瑞·伯格（Jerry Burger），心理学教授，著有《人格心理学》。——译者注

⑧罗伯特·B·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目前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著有《影响力》一书。——译者注

⑨关于这类社交相关倾向涉及哪些大脑处理过程、由哪些脑区负责，有不少理论构想和推断，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