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1

从十二岁开始，我的生活就始终处在持续动荡之中，至今我都说不明白，那些动荡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在焦虑使然。过了五十岁，我仍旧是一个缺乏定力、渴望变化的人，眼下我更加说不清，那些动荡到底源自主动还是被动。比如我的三次婚姻，十个地方的生活，六个单位的工作，等等。当然，把它们称作动荡，有大词小用之嫌，和我所知道的那些真正的动荡相比，我的动荡实在不值一提。我没有上过战场，没有蹲过监狱，甚至也没经历过像样的七灾八难，反过来一想，和动荡其实毫无关系。但是，犹豫再三，我还是决意把那些小小不然的起伏和变化称作动荡。

让我从1979年开始说起吧。

那年春天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后改市）第一中学上学。高一的第二学期，我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亲自刻在蜡纸上，再用老式油印机印出来，拿到班里，人手一份，供同学们讨论。那是一次主题为启发式教学的示范课，全校十几个语文老师都来听课。关于那篇作文的好坏，我的语文老师故意不置一词，鼓励同学们大胆说出各自的看法。作文里有一段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我，虽然没坐过飞机，却大胆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从兰州飞往银川，在“舷窗边”欣赏着白色的云层和蔚蓝色的天空。还记得作文里有这样一些话：“蔚蓝色的天空，蓝得太过深沉，令人心里无比忧伤，因为，美到极致的时候，正是消亡悄悄来临的时候。”同学们有人大加赞扬，也有人不以为然，大肆嘲讽。一位姓贺的时髦女生就说：“我看东声以后可以去当作家了！”

正是这句话让我第一次有了当作家的愿望。第二天我就找到身为诗人的语文老师，请教他如何给杂志投稿。语文老师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开学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洞房花烛夜的新鲜气息，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是新的，衣服是新的，眼神是新的，连眼睫毛都像是在爱情滋润下新长出来的。他用带甜味的亲切语气告诉我，投稿用不着贴邮票，只需要剪掉信封的任意一个拐角，剪成一个三角形的豁口，就可以把稿件寄到国内任何一家编辑部。语文老师顺手塞给我几本刊物，其中就有《星星》和《诗刊》。看了这些新诗，我很快就发现，新诗不难写，我至少找到了三个窍门：一、把心肠搞柔软些；二、把大白话说郑重些；三、把分行视作顶重要的修辞术。三天后我就写出长长短短十几首新诗，分别寄给了《诗刊》和《星星》。两个月后收到了平生第一封退稿信，《诗刊》的退稿信，署名李小雨。后来才知道，李小雨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名气只比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小一点点。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操场上的白色跑道眼看要化掉了，吃罢午饭，我立即回到教室，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看书学习，突然，有人喊：“喂，东声，你的信。”抬头一看，是先前讽刺过我的贺同学，此刻她的口气却是绝对干净，像她的眼神，很高傲，也很干净，只有高傲，没有别的。她把信递给我，对我浅浅一笑，便转过身回到前门，走出教室，走向烈日照耀下的校门口。她穿着一双奇怪的皮鞋，过长的鞋尖改变了她走路的姿势，令她的步伐变得有些僵硬，不过正是因为僵硬，她的背影才更有魅力。我一直盯着她走出校门，然后走在校门外的石子路上。路东边是很大的广场，路西边是一排整齐的平房，一边阳光璀璨一边阴影迷人，贺同学尽可能走在刚够容下一个人的阴影里，长长的双腿一剪一剪，有时似乎走乱了，马上再调整回去。至今我还记得阴影里有几只鸽子，白得耀眼。

1981年夏天高考结束后我按规则报了志愿，报了四五所学校，但每一所学校只报了“中文”一个专业。一所学校可以报多个专业，我只报中文，一心要当作家的意图昭然若揭。成绩下来了，我的总分足够上一所普通大学，但语文成绩只有52分。估计作文只得了10分。关于达·芬奇学习画蛋的读后感，应该怎么写我心知肚明，就是不愿意那么写。小儿好作惊人语，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看不上写那种人人知道的小道理，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云里雾里说了一通，结果自己害了自己。更想不到的是，我并没有多下功夫的政治几乎是满分，94分。于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发生了，教育厅把电话打到县招办，县招办又把电话打到县一中，我那始终生活在幸福中的语文老师亲自骑了十公里车子找到我家，通知我立即去教育厅一趟。次日一早我就乘车赶往银川，天黑前找到了招生所在地贺兰山宾馆。荷枪实弹的警卫是如何放我进去的，我又是如何准确无误找到招生负责人的，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另一些东西却记得一清二楚，招生负责人是一位面色红润、态度和善的中年男子，他用我不熟悉的南方口音说，你政治考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报政治系？我心里有答案却说不出口。他又说，我们请你来，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愿不愿修改志愿？我想都没想，就说，不愿意。为什么？他极其吃惊。我心里想，我要当作家！但这话还是说不出口。他提醒我，如果不同意，就有可能落榜。我心怦怦跳，一味嘴硬，说，不要紧，明年再考。他禁不住笑了，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当着他的面，我填完表，递给他。他说，字还不错嘛。然后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从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位女同学那儿借来一堆复习资料，收了心，准备复读。一周后却收到了宁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是被中文系录取了。入学后，某一日在校园里碰见了那位宽厚长者，他也认得我，父亲一般摸着我的头说，喜欢你小子的倔强。他还小声说，我是政治系系主任。十年后我在宁夏广播电视大学任教，他升官来做我的校长。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文学新人，发表了一些作品，势头看好。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对人们说：如果不是我，东声就当不了作家。他常会把请我到贺兰山宾馆改志愿的故事讲出来，将我一门心思要当作家的情状描绘得像一段相声。大家夸我执着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哪是执着，是愣头青。如果是现在的我，断不会那样。

从十八岁发表处女作到写作劲头不减的今天已有三十多年，虽然成绩平平，但也令人满意，仅仅被写作这个事始终拴在书桌前，没去做时代的弄潮儿，比如经商，比如做官，就已经非常值得庆幸。至于知名度，至于文学史地位，我真的认为，它们和写作本身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写作这种行为最根本的动机，是对个人表达的深刻迷恋。反正，我很难让自己相信，我至今仍然在写作，是为了出更大的名。说实在话，我认为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里面，有一样就是出名，尤其是一个作家的出名。当某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作家在远处享受着自己的盛名，显示着优秀的口才时，我在我的书房里都会略感羞耻，好像那个人是我，是另一个我。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奢望已经实现：衣食无忧，尊严半存，不用为生计奔波，可以坐在某个角落专心写作，为七八位读者写作，而非更多。

说到读者，想起一件事情，前不久澳门某大学的文学院拨了二十万元澳门币的科研经费，组织三位老师和两位博士集体开展“东声小说研究”，我应邀去做了一个小型演讲，并和大家一同聆听院长本人和几位师生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院长叫范荷生，一向关心并研究我的小说创作，申请经费专门开展“东声小说研究”，自己带头写论文。早在我们认识之前，范荷生对我的写作就有长期跟踪，十年前我调到珠海时，范荷生很快就知道了，立即从澳门过来和我见面，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一位名叫居亦的重庆籍女博士找到我二十几岁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称赞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