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居亦害羞的样子，泼辣的样子，害羞和泼辣完美统一在一起的样子。居亦的气味，很近的气味，还有她的聪明——有时候她表现得有点傻，事实上却很聪明很通透，任何时刻的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还有她的风月，风和月一样自然朴素的风月。我无法禁止自己对她的欲望。是欲望，不是别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我如此坦然地使用“欲望”这个词。我拒绝把“情”和“欲”截然分开，我鄙视把两者分开的习惯。甚至说欲望都隔了一层，应该说，是做爱。和她的羞涩、泼辣、聪明、做作、风月、声音、气息做爱，和她的里里外外做爱。甚至说做爱都过于文气，应该说，是占有，占有。“占有”这个词最浅显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就是什么。

我决定去澳门占有居亦，但我需要一个借口。最好的借口当然是找到王龄，请他给我催眠，请他帮我找到我的前世。这次，我打算向王龄坦白，我自己早就相信我的前世是军人，民国期间的一位国民党军人。我几乎亲眼看见过我的前世。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去七步镇赶集或者去七步镇乘车去外地，我总会头疼难忍，不是一般的疼，而是放在油锅里熬的那种疼。不光是疼，还会发高烧，能烫着手的那种烧。发烧的时候，眼前会出现清晰的幻觉，幻觉中总有一个青年军人，骑着红色战马，军装半灰半黄，有点土气，马裤和马靴又很洋气，是土洋结合的样子。左肩和右肩上各挎着一条皮带，在腹部相互交叉，显得派头很大。腰上的皮带更宽一些，左边很显眼的位置上别着手枪，故意耍威风的。军帽上有青天白日的军徽，我在父亲的一张照片里见过相同的军徽，父亲用墨汁涂掉了，我偷偷洗干净对比过，一模一样。很奇怪，刚开始我就不怀疑那个人是我，是曾经的我。我上一世是一名军人，而且是一名军爷。村里人把军官称作“军爷”。换句话说，我和父亲曾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军官，我的官也许比父亲的还大一些。区别只是，父亲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当兵，我可能在近处，在家乡附近，不在甘肃就在陕西。

当时的我只听说有鬼，没有听说有前世轮回什么的。可我偏偏认为幻觉中的那个人是我，是曾经的我。不是别人，更不是鬼。幻觉中那个人和我长得并不像。那个人可以说很英俊，也很富态，一张脸让人想起十五的月亮。

村里的小学最高是四年级，之后要转到七步小学先读一年五年级，再升到七步中学读两年初中，然后再考，考上了就去县城读高中。

在七步小学我只待了一个星期就转学了。因为我每天都头疼得要死，每天都疼，只要在七步就疼，没有一刻不疼，甚至睾丸也疼。用海棠话说，蛋也疼。只是我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和父母，头疼的时候，蛋也疼。不知为什么，幻觉的事也没给老师和家长说，宁愿让秘密在自己心里烂掉。长大以后，一直想不通自己当时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有城府。头疼蛋疼，包括幻觉，一回海棠就好了，一点不疼了，上下都不疼了。想看到幻觉也办不到，就好像脑袋被人调包了。回到家才发现，希望在头不疼的时候好好看看幻觉中那个令人心跳的人到底什么样子，却做不到，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有人说我不过是为了逃学，在撒谎。我父母丝毫不信，他们知道我虽然吊儿郎当，但还算聪明，只要人在教室，成绩总是不差。其实我一点都不想离开七步小学，我的同桌叫蒲霞，是班里最漂亮也最泼辣的一个女生。她让朝东我不敢朝西，轮到我俩打扫卫生时，我和她去附近的清溪河里抬水，她在前我在后，我因为头疼，要么走慢了，要么差点摔了跟头，她会立即放下担子，回过头嘴一扁一扁地凶我，像我妈凶我爸一样。奇怪的是我心里很乐意被她指画被她斥责，我说我头疼，她咆哮，放屁！

写到这儿我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我的三任前妻都像蒲霞，漂亮，又泼辣。从小到大，我好像很容易被这样的女人迷住，漂亮只要和适度的泼混在一起，我就完了，血就发热，就想快快去爱人家，现在才明白，其实是想快快去“占有”。就如同别人喜欢直接吃糖，我却相反，喜欢吸吮那种藏在苦水中的甜蜜，以为那才是可以吸吮一万次的甜蜜。但是，娶回家才知道我根本没能力把苦涩和甜蜜分开，常常错把苦涩当甜蜜，“吸吮一万次的甜蜜”终究就会成为“第一万次才能吸吮到的甜蜜”。漂亮又柔情的女人我并非没遇见过，但是，每次都长不了，总会阴差阳错，中途分手，遇见的目的似乎不过是为了捉弄我，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成色的女人，知道就行，不可拥有。这么说，我又觉得与事实不符。细细想来，每一次，负心的人总是我自己。第一次离婚后，有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女子，朋友说，这个女人是你这辈子不可能第二次遇见的女人，丈夫出车祸死了，没孩子，又漂亮又善良。见了面才发现朋友一点没夸张，在我看来，这个女人的头发、嘴巴、鼻子、教养、声音、眼神、谦虚、幽默感，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好到我体会到了极为明显的“自惭形秽”。见面的第一个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实在太俗气太穷酸太丑陋太缺少自信。我们进展得十分顺利，连续见了两面之后约好隔两天去某风景区玩。但是，接下来的一天我心里时刻重复着一句话：“这个女人命中注定要被东声伤害！”这句话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语气相当激烈，半是感伤半是沉痛，像预言又像棒喝。隔了一天，这句话变成了另一句话：“东声，你忍心伤害一个可爱的女人吗？你忍心让她成为你老婆吗？”语气同样激烈，有一种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她肯定至今都不明白，我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听朋友说她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同学结婚了，有了孩子，一家三口过得不错。事实证明我当时显然多虑了，人人都在受伤害，好女人也不见得必须嫁给富翁高官。但是，我的确也有自嘲的理由，那些年正是拜金主义大肆盛行的年代，文人、作家和诗人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我信心不足主动撤离是情有可原的。再说，或许有更奇怪的原因在里面，不久前的一天我应邀去一个画家朋友的工作室做客，一个情景让我突然有所醒悟，原来我内心深处一直是惧怕“幸福生活”的。表面看来我和人人一样，向往幸福生活，实际上却相反，我惧怕幸福生活。朋友的工作室在一座最老的极端破旧的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楼梯很窄，家家门口堆满相似的杂物，甚至还有蜂窝煤炉子，有捕鼠器，有蟑螂药。这情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几乎接近忍耐的极限，想立即掉头跑掉。我来自偏远乡村，从小没少吃过苦，但我一向受不了生活中缓慢、破旧、庸常、勉为其难、不堪其重的那一面。这并不说明我就喜欢另一面，金碧辉煌、精雕细琢、幸福美满的样子我同样不喜欢，甚至更不喜欢。我专门琢磨过这个怪毛病，我觉得，我可能是受不了任何形式的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甜甜蜜蜜的样子。我向来不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婚礼上那种故意营造出的幸福场面。我也很少去别人家做客，原因一样，一切和家庭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比如双人床、夫妻枕、婚纱照、油烟味、沙发、拖鞋、婴儿的哭泣、老人的气味……



回头说我的转学，1975年的5月，我的头疼病终究没办法治愈，只好转学。我父母做出了一个事后令他们自己都后怕不已的决定，让两个好劳力，哥哥和嫂子，带上十二岁的我，偷偷逃离故乡，去宁夏青铜峡投靠我舅舅。

在宁夏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