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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麻的有力罪证。
我问:“你猜我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王龄看看我,摇了头。
我说:“刚才有一个瞬间,我想,我宁愿用回忆症和这一段前世记忆交换。”
王龄并没有完全听懂。
我又说:“我宁愿不知道这么多,而继续忍受回忆症的折磨。”
王龄说:“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说:“看来,那个民间传说是有道理的,人在转世前要喝孟婆汤,把前世记忆洗干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新人。”
王龄说:“事实上,过去的一切都完整地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一旦唤醒,仍然生动无比,如果不唤醒,就和不存在一样。”
我说:“我还是觉得,这在生物学上是讲不通的,如果转世真有其事,人死了之后,到再生之前这个阶段是没有肉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记忆如果不是通过细胞、血液和肉体这些的具体物质,是如何实现储存和遗传的?”
王龄问:“没电话线,为什么能通话?”
我说:“不过,我的理科学得不好。”
王龄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前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后人不是直接得到的,不是靠历史传播,也不是靠血液遗传。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可能早就居住在一群人的大脑结构里面,或DNA里面。还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也说明,人类意识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潜意识的解释是,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前世记忆正是这样,已经发生,但无法觉察,无法回忆,就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弗洛伊德把潜意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前意识,前后的前,大部分时候处在潜伏状态,终究有可能被意识到;另一种就是无意识,接近荣格的说法了,无意识,无法被通常的方法唤醒。在弗洛伊德看来,梦里面包含着最多的潜意识,梦是潜意识的曲折表现和隐晦语言。解梦的人,是能够读懂这种隐晦语言的人。弗洛伊德还认为,精神病人、女人和孩子的潜意识更活跃,是因为他们理智薄弱,甚至精神残缺。”
我问:“我算不算精神病人?”
王龄一笑,不置可否。
我问:“更重要的是,我要不要为我的前世负责?”
王龄说:“道德难题确实存在。”
我又问:“前世的我和现世的我,是不是同一个我?”
王龄说:“这个,我说不好。”
我又问:“前世的我和现世的我,是不是一个道德整体?”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是的。”
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人类,所有人,无论什么人种什么民族,都是一个道德整体,张三的错误也有李四的份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也是犹太人的诉求,非洲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才有可能被尊重,一个国家才可以接受另一个国家的难民。一个人的前世和现世当然更是了。”
我不吱声,宁愿显得狭小。
王龄走了之后,我重复听那段录音。我承认,我又开始怀疑,催眠后看到的情况是不是我的想象?我是一个作家,一个二十岁就开始写小说的人,想象是我的本能,想象甚至已经是我的大脑结构,甚至已经是我的基因。催眠中看到并经过我的嘴说出的情节和细节,对一个写小说而且当老师的人来说并不难。正如我们做梦,我们的任何一个梦都是那么丰富、细腻,我们是谁,是什么审美、什么职业,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梦。梦的类型会有区别,但是梦的质量,梦的仿真程度,总是无可挑剔,任何因素都不缺少,比最严格的分镜头剧本要求做的还要多,几乎合乎上帝的艺术标准,以至于让我们梦醒之后,久久不能相信那不过是一个梦。正如我在小说《圣地》中描述的那样。
再说我身为土匪头子的那个情景,如果它近似于一个梦呢?人被催眠后的意识状况应该无限接近睡眠状态,那么催眠后看到的情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梦或者近似于一个梦?况且我从小就熟悉土匪的故事,我们海棠就有几家土匪,我爷爷和伯父就死于土匪之手。海棠把土匪叫剪刀手,不知道为什么,以后要打听一下。杀猪的情景正是我们那儿杀猪的样子。把开水直接往人家肚子里灌,这和重庆渣滓洞给犯人灌辣椒水相似,略加修改就可以。至于建在山嘴上的堡子,我老家到处都有,一个村至少有一个,大部分是明清两代修筑的。大路畔是由海棠和七步镇去县城、去我姑姑家张家店必须路过的一个村子。梦可以随机把任何记忆中的东西拿来作为材料使用,和我写小说一样。和那些更神秘莫测更风月无边的梦境相比,我身为土匪头子的那个情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当我开始怀疑,回忆症似乎又回来了,腹部右侧的那根筋微微拉了一下,好像它的末端被另一个人抓在手里。当我忘恩负义开始怀疑催眠的瞬间,另一个人的手微微一抖,算是警告我,让我注意,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要回忆症还是要怀疑?
我头顶似乎悬着这样一个威胁。
我只好把事情先搁下,专心减肥和写作。几天后我又想,如果催眠后看到的情景真的近似于一个梦或直接就是一个梦,那么梦中的我最应该是一个军人而不是土匪。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原因——我十二岁从甘肃到宁夏,是因为我只要坐在七步小学的教室里,就总会头疼欲裂,头也疼,蛋也疼。而且我眼前总是生出幻象,看见一个旧式军人骑马挎枪,耀武扬威,并且匪夷所思地认为那个人就是我,另一个我。我说过,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前世”“轮回”这一类知识。我还忘了告诉大家,四十五岁以前我有一个毛病:每到离生日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头疼,生日过后再疼几天,自己就不疼了。四十五岁是哪一年?是我从宁夏银川调到广东珠海的那一年。到了珠海后,我的好几个病不治自愈,一个就是生日前后的头疼,另一个是鼻炎,还有每年春天必然出现的手部湿疹。听说这种情况很普遍,由于海拔和气候的因素,一些病换个地方自己就好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多想。此刻,我才大胆做出猜想:我生日前后的头疼,和距离有没有关系?当初只要一到七步镇就头疼,就有幻觉,一回到海棠就没事了,说明从海棠村到七步镇的十里路在起作用。而生日前后的头疼一直跟到了宁夏,却没跟到珠海,是不是因为珠海更远?我的生日不在寒假也不在暑假,所以近几年我也没机会试验,如果在老家过生日,头还疼不疼?
总之,事情显然不简单。
怀疑和相信都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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