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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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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的寒假很快到了,我决定这个假期回趟老家。整个假期都留在老家,干些该干的事情,而不是忽东忽西跑来跑去。父母去世后,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不在,家就不像家了。偶尔回去,总是走另一条路,故意绕过县城和七步。绕过县城和小迎有关,绕过七步镇和头疼有关。

这次回去打算特别经过一下县城,包括七步。经过县城,先去张家店看了看表哥一家(姑姑已去世),顺便请表哥带路,去大路畔附近想办法找到催眠状态下看见的堡子。当然,最好是找不见,那就证明催眠状态下的所见所闻真的近似于梦。据说甘谷县大概有三百个古堡,都是明清两代为了躲避兵灾匪患修筑的。至今保存完好,绝不是因为有文物保护意识,而是因为堡墙又高又厚又结实,破坏起来不容易。前不久看见一个消息,甘谷县正在就这些明清古堡申请遗产保护,“三百个”的数目是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选择经过县城就意味着不能不经过七步镇,两者在一条路上。这次不仅要经过七步镇,还要在七步镇住几天,想办法弄清楚我在七步镇总是头疼和出现幻觉的原因。如果幻觉还在,至少要看明白那个军人的长相、身高,看明白他身上的军装以及肩章和帽徽。

居亦也嚷嚷着要跟我去。

她说:“我想看看小说中的海棠。”

我说:“我不能带你回去。”

她问:“为什么?”

我说:“你太小了,村里人会把我骂死的。”

她说:“就说我是你学生。”

我说:“学生更不行。”

她说:“秘书呢?”

我说:“作家不是官员,用不着秘书。”

她说:“反正我要去,跟定你!”

我静静一想,除了没勇气带她,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想独自探寻那个秘密。我的前世到底是土匪还是军人?或者既是土匪又是军人?

她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发现我心里拒绝对她说:“我爱你。”

原来我的老毛病还在,一方面渴望爱和被爱,渴望碰到温柔体贴的好女人;一方面又厌烦二人世界的甜甜蜜蜜、海誓山盟、难分难舍。

她说:“看出来了,你不爱我了。”

我已经知道她的身世了,那可不是一般的身世。她的确是重庆人,但是刚出生(还没满月)就遭遗弃,在孤儿院长到五岁时,被一对信基督教的澳门夫妇收养了。养父是中国人,养母是葡萄牙人,夫妇俩很宠爱这个女儿。

她说:“你可不能不爱我。”

我还是不想说“我爱你”,至少此刻不想说。

“怎么给你父母解释?”我问。

她高兴了,说:“我父母好糊弄,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

我摸着她年轻的弹性很好的乳房,就像摸着她的身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冲动,爱她,好好爱她,同时,又备感凄凉,甚至恐惧。

我问:“你说说什么理由?”

她想了想,说:“要么,我给他们摊牌?”

我心里又是一紧,说:“不行,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她长叹一声,问:“那怎么办?”

此刻,和她的单纯、青春和美貌相比,一切又黯然失色。

我说:“亲爱的,听话,明年暑假带你去。过年,你最好陪在父母身边。”

她终于动摇了,她并非那么固执。

于是她要给我“送行”,让我给她脱衣服,她貌似无意地显示着对自己身材的自信和适度的狂野。当我们重新变得不分你我之后,我第一次发现,我们之间的亲切感,首先是纯身体纯动物的亲切感,其次才是灵魂的,就好像灵魂窃取了身体的果实,却后来居上,大抢风头。我们之间总是这样,每一次做爱,都会惊讶肌肤和肌肤、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取之不尽的亲切感。做完爱又会迅速忽略,因为亲切感这种东西没有特征,太普通,就像夏日凉风,随处都有。

居亦又哭了,哭得比任何一次都厉害,好像我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当我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世后,她的哭有时候会让我很不安。

2

我坐飞机从珠海到兰州,然后借上朋友的越野车,驱车三小时,回到甘谷,回到张家店的姑姑家。表哥早就当了爷爷,他的孙子孙女已经是我和小迎当年的年龄。晚饭后我一个人出来,走出比当时大了几倍的村庄,走向不远处的小站。小站也比当时大了很多,新修的楼房比乡村建筑更简洁大方,就是一个富有国家的偏僻小站应有的模样。月光下的铁路还是当时的走向,向北,是我开车回来的方向,前往兰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等地。向南,先是天水,再是宝鸡、咸阳、西安,再远是成都、重庆。我第一次发现,我老家离居亦的老家重庆并不远,坐火车沿宝成铁路可以直接到。下次居亦来,可以陪她回重庆看看,不知她有没有愿望找到她的亲生父母?站台上干干净净,并不像记忆中那样,总是停着一列又长又黑的货车。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月亮刚好在头顶偏西的地方,姑姑把哥哥、嫂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有十二岁的我,送到一辆拉煤的货车上,逃离了故乡。现在看来,故乡,更像是一个道德存在,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要么被迫逃离,要么衣锦还乡。当初的确是被迫逃离,为了让我继续上学,父母做出了胆大包天的决定,让哥哥和嫂子两个壮劳力带上我,偷偷跑掉。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谁也不知道哪天结束。真想不通,父母为什么认为我必须接着上学?因为头疼,没法在七步小学读书,那么,像三个哥哥那样回来拉倒,放羊,干农活,很简单。再说,父亲还是被专政的对象(反动军官,马鸿逵的骑兵营长)。至今我也想不通父亲和母亲是凭什么有勇气有信心让我们跑掉的。几十年后我回来了,说衣锦还乡当然是自作多情,一个写过几本书的作家,在乡亲们眼里连个处长都比不上,甚至不能和一个有实权的科长相提并论。把衣锦还乡换作千疮百孔倒是更合适。如果千疮百孔有些矫情,那我就说说当时的真实感受。我走在铁轨上,前往兰州银川的方向,走了几百米,又转身走回,其时我面对的正是所谓故乡,我心里冒出一句话:出去几十年了,好像什么都没干,要说干了什么,那就是离了三次婚,有了两个女儿。注意,是两个女儿而非一个。包括从武汉长江大桥上奋然跃下的大女儿小鹤。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

屁股下的铁轨渐渐开始发热。

我早就通过车站后面的山形做出判断,此处正是小迎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地方。货车的后面是车站,车站的后面是一座山,山嘴上有一块红色巨石,像一头牛静静地卧在那儿。当时,长长的货车就像抽筋一样突然动了两下。干净凶狠的两下。大地深处受到的震荡,到现在还隐约可辨。受伤的空气,到现在还散发着怪味。血从车厢里靠近村庄的这一侧落下来,打在铁轨上,先是一滴一滴,接着就连成线,一条直直地抖动的红线。我立即就想到了小迎,相信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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