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珍馆长

2016年12月，在拉萨冬日的暖阳中，西藏博物馆闭馆了。

此时的曲珍不由得想起十七年前这座博物馆开馆时的情景：那时候，博物馆没有专业解说员，她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担任基本陈列中藏戏面具和格萨尔王这一单元的解说员。那是新生的博物馆第一次面向观众，她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观众会有怎样的观感。此后，她跟着这座博物馆一同成长，并成为西藏博物馆的

馆长。

我是西藏博物馆的常客。2012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那天，我正在筹备西藏牦牛博物馆，带着筹备办仅有的五个人，专门去西藏博物馆参观学习。在此后的筹备过程中，我与曲珍成为好朋友，她给过我很多帮助。她是自治区文物局的副局长兼馆长。我不知道该称呼她局长还是馆长，因为她管我叫大哥，我就叫她小妹。

曲珍是新西藏的幸运儿。她从小就在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长大，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地区行署的机关大院，周围的同学也都是机关干部的孩子，他们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日喀则最有特色的建筑当然是扎什伦布寺，可曲珍记得只是在小学时跟着母亲去过一次，近距离地见过那尊著名的强巴佛像。

1988年高中毕业，曲珍因为自己的历史成绩一直最好，所以报考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她当时的班主任，就是当今著名的考古学家、文博专家、长江学者霍巍先生。现在，霍巍老师和李永宪老师等那批四川大学老师，已经成为西藏考古研究的“师爷”了。西藏虽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却是全国的文物大省区。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确定西藏自治区的不可移动文物有四千二百七十七处。这个数字一直沿用到今天，即使后来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实际数量已经超出这个数字。四川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的这批西藏学生，如今已成为西藏文物界的中坚。西藏的文物工作者是幸运的，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西藏的先人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打交道，多么令人羡慕啊！

曲珍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日喀则地区文物局只待了一年，就被借调到当时的西藏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在这里，她遇到了她职业生涯当中另一位恩师——西藏历史学家、文物学家、作家、翻译家赤列曲扎，他被晚生们称为“赤头”。

赤列曲扎先生早在1988年便出版过《西藏风土志》，成为当时极少的外界了解西藏的权威读物。西藏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没有省级博物馆的省区，赤列曲扎出任筹备办主任和创馆馆长，可以说是承担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重任。虽然有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的九千九百万元巨额拨款，但从基本建设的规划施工、文物的调拨征集、人员的调配和培训、布展的设计与陈列，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对于原本更多从事文字工作的赤列曲扎是难以想象的。更为困难的是，他们还要通过这座博物馆向西藏社会传递一种新理念——“博物馆”，对于西藏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新名词。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还有那么多古建寺庙等等，不就是博物馆吗？赤列曲扎和他的部下们的工作使命，不仅是建立一座博物馆，而且要把现代博物馆的理念植入当代西藏社会。赤列曲扎以自己的严谨、勤勉和忧患意识，每天要处理重大事务和数不清的杂务。曲珍说，我们每天就是跟着“赤头”学，一件件、一桩桩，建筑的每一个部位、入馆的每一件文物。赤列曲扎是一位严厉的先生，又是一位慈善的长者。跟着他，曲珍经历了筹建西藏博物馆的几乎全过程，也饱尝了其中的艰难与成就、辛酸与喜悦。

曲珍是一位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博物馆工作者，不但有文博专业知识，而且善于组织协调。她到欧美的博物馆去做展览，默默地记下了人家的经验和做法；她到国内兄弟省市的博物馆，到处拜师交友；她一次次尝试新的展览方式，带出了一批批业务骨干……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1999年开馆的西藏博物馆，无论从馆舍面积到功能设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求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西藏博物馆原址上进行改扩建。自2016年12月起，闭馆五年。新馆投资六亿六千万，面积五万四千平方米，是老馆的五倍。而牵头这项宏大改扩建工程的，就是十七年前那位有些胆怯的解说员

曲珍。

我对曲珍说，你简直太幸运了！做博物馆的人，谁能像你这样，赶上了老馆的筹建，还赶上了亲手去重建一个新博物馆！

曲珍把我请到改扩建办公室，要我做一个讲座。虽然我是一个博物馆外行，只是创建了一个小小的牦牛博物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讲了一次《牦牛走进博物馆》，讲了我只身一人，从物理形态、内容形态、组织形态筹建牦牛博物馆的过程。曲珍在我讲座后，向她的部下提出：“要以牦牛精神建设新的西藏博物馆！”

我知道，曲珍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于她的老师赤列曲扎当年筹建老馆。如此巨大的工程、如此艰巨的任务、如此繁杂的事务，无论对于既有的经验，还是对于现有的团队，都是极为严峻的挑战。

但曲珍对自己的团队、对工作的布局，还是有相当的自信。在处理繁杂事务的同时，她想得更多更远——

当今的博物馆，正在经历基本理念、运营方式多方面的创新，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事实上，按照博物馆自身的一厢情愿布展、开门等待观众游客的时代已经过去。曲珍说，未来的西藏博物馆，将以“特色藏品、特色研究、特色展览、特色教育、特色科保、特色文创”为基本目标，把新馆建成西藏高原的“城市会客厅”，应当把着重点更多地放到本土的居民身上，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反复地来到博物馆，会见和接待多方面的客人，甚至包括孩子们。这样的展览，不再是一次性的展出，观众也不再是一次性的观展。对于外来的游客，也不只是简单地看一次展览，而要在这里看到浓缩了的西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方

式……

现在曲珍每次见到我，都会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对未来西藏博物馆的宏观和细节的设想。我知道，她是在不断地用述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人，是多么难得对自己的职业保持永不停息的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啊！

我对曲珍的2021年新西藏博物馆充满了期待。（中国西藏网 文、供图：亚格博）



[桑旦拉卓读后感]

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背后都会有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和一个了不起的团队。对一个对博物馆概念了解相对较少的区域而言，建设一座博物馆是要从零开始，什么都是新鲜的，要在不断的摸索、推敲中找到方向。

就像曲珍馆长当初经历过的那样，我们的工作人员当初在亚格博的带领下筹建牦牛博物馆时，也经历了很多艰难。当时，筹建头绪众多，团队中又没有一个人是学过博物馆专业的，但幸运的是，我们这群人有着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热爱。

在亚格博的带领下，我们从接受第一件藏品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给藏品拍照、登记、入库，还给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为了纪念捐赠者们的付出，我们总会在各大媒体、刊物当中记录他们的事迹，在讲解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