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西藏

曾经有过一个愿望，就是与青年时代共同在西藏度过最艰苦岁月的老友一起，找一个地方养老。2006年8月，我进藏三十周年纪念之时，开车重返西藏，跟次仁拉达谈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我们都希望那个地方能够有雪山、有藏传佛教寺庙，海拔不至于过高，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又比较适宜，我们可以在那里怀旧，在那里进行思想、文化和心灵的交流。后来，我跟他通电话，认为云南丽江的农村比较符合我们的愿望，那里是藏族人居住的最东南边缘，可以遥望西藏高原，从滇藏公路进藏也很方便。次仁拉达说，好的。此后他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翻车事故，摔断了胳膊，但恢复得很快。我们在通话中又谈到那个愿望。2007年上半年，我多次与他通电话，感觉他支支吾吾，有什么欲言又止似的。后来，他终于说出实情：他不但赞同我的想法，而且打算去往丽江实地考察，但正是在由成都去往丽江的中途即攀枝花，他突发重病，大量吐血，只好返回成都。经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因为他还患有糖尿病，也不能手术，医院表示对此已无能为力。

得知这一消息，我感到难以接受，并决意要再去西藏看望他，2007年12月31日，我收到次仁拉达发来的短信：“尊敬的吴老师：您好！您托加措带来的信件和东西已收，很高兴。我的病情没有恶化。藏药对肝的疗效很好，请放心。藏传佛教对生死观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每天念经、每月放生，有时听藏汉高僧大德讲经，时间过得很快。请放心。祝元旦快乐！”因为工作杂务，我抽不出身，等到农历年底，我很想到拉萨与次仁拉达一起过个年，因为我真的特别害怕再也见不到他。2008年春节的前一天，我飞往拉萨，飞机抵达拉萨上空，因为扬沙不能降落，返航成都时，我自己又严重感冒，感冒中进藏有危险，而且只会给人添麻烦，无奈结束了本已进行的行程。

2008年4月30日，我利用五一节的三天假期，回到了拉萨。当天下午，穿过残留着“314”暴力事件痕迹的街道，我来到他的家，终于见到了我相识交往近三十年的朋友、一个普通的藏族平民次仁拉达。

三十年前与他相识时，他就是一个平民。只有十几岁。藏北草原那曲地区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发电工，一头卷发，轮廓分明，本是一个英俊少年，却蓬头垢面，此后的一生也不拘装束，更多的人简称他为拉达，偶有一丝汉语中“邋遢”之意。而但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赞叹他的聪明，总之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不过，只有与他深交的人，才知道他的苦难历程。



那是在我跟着一起到他的家乡——藏北草原西部的申扎县雄美乡的那趟旅行才知道的。

次仁拉达其实是一个孤儿，一个非婚生孩子，母亲去世后，成了孤儿，另有家庭的其生父出于功利而认领了他，实际上是当作一个可以放牧的劳动力认领的。于是，他从四五岁起就在奇林湖畔的草原上放牧，却在其生父的家庭中甚至得不到温饱的待遇。只有他年迈的奶奶给他慈爱。他说，他常常是光着脚或是裹一块羊皮在冰雪上跑。

我至今对奇林湖地区的寒冷有着最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1980年2月8日，我穿着次仁拉达给我找来的老羊皮藏袍，跟他一起骑马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尽管我有在雪地骑行的经验，先牵着马徒步走了几公里热身再上马，仍然很快被奇林湖刮来的刺骨寒风穿透，我几乎有一种要被冻死的恐惧，使劲鞭打着我的坐骑，先于次仁拉达走了。在风雪弥漫的远处，看到一顶摇晃的帐篷，我鞭打马，奔向那顶帐篷，像溺于海洋的人奔向孤岛。到达帐篷门口时，我被冻僵的腿已经不能支撑我下马了，我几乎是从马背上直接摔到那顶帐篷里去的。这一下把帐篷里围着火炉的主人惊住了，那是一位老阿妈，袍襟里抱着一个婴孩，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被风雪冻僵的一个人，便手忙脚乱地把我扶在靠垫上，脱去了我的马靴，青年男子从襁褓中抽出一大把羊毛，靠近火炉烘暖，再把我的双脚捂住。看着这样还暖不过来，老阿妈把袍襟中的婴孩交给儿媳妇，凑过身来，把我冰冷的双脚放进她的怀里。随着我的双脚缓缓暖过来，次仁拉达才从后面追过来。他向主人解释，这个冻伤的人是从江南来到藏北工作的汉人，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西部，才冻成这样。次仁拉达感谢他们给我这个陌生的汉人以温暖。很多年后，我的心中总会闪过这一幕，我对次仁拉达说，我没有从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就是在这样荒僻寒冷的草原上，次仁拉达走过他的童年，命运的改变起于教育。由政府出资的申扎县雄美乡历史上第一所初级小学在一间土坯房屋里创建。“我要读书！”成为次仁拉达幼年生命的最强音，他不顾其生父的反对，坚决要去上学，其生父甚至以如果不去放牧就不供他吃饭为要挟，而次仁拉达则宣称，即使乞讨也要上学！那个年代西藏还没有条件像如今对义务教育学生实行“三包”——事实上他就是以半乞讨的方式，维持他在初小上学的日子。但只要一走进学校，就觉得是另一个世界，他的天资得到展示，他的学业总是排在第一，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当时申扎县唯一的完全小学，他从草原牧区走进了县城。在那里，他仍然过着半乞讨的日子，他用课余时间捡牛粪卖给县机关，用周末时间为县人武部放牧军马，以此换回吃喝，维持学业。他又以最优秀的成绩，进入当时整个藏北地区唯一的初级中学即那曲中学，次仁拉达又从西部牧区来到藏北重镇——那曲。当时的教师多是北京援藏的，对这些孩子来说，“北京格拉”真的比他们的父母还

要亲。

次仁拉达初中毕业留校当了一名电工，与我的一位山东朋友同住一间宿舍，由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第一次握手，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的一节，被柴油发电机的皮带卷断了。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的汉语文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久，我担任那曲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即把他调到文化局所属的群众艺术馆，基于他的天资和工作的需要，又把他送自治区话剧团学灯光。我记得那年带着次仁拉达去拉萨，那是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藏北草原。我们乘坐的车一路南行，到了海拔较低的羊八井，次仁拉达第一次看见长着绿叶的树，他惊讶而激动。此前，他除了草原上的帐篷杆和电线杆，除了书中的树，没有见到过具体真实的树。到拉萨，他朝拜了布达拉宫、大昭寺。他在拉萨学灯光，光电知识对于他来说，似乎很容易掌握，好像会无师自通。他利用这个机会，用了更多的精力学习藏语文。

自从次仁拉达调入文化局后，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我们那一群同事就是一群朋友，我们建设了地区影剧院、地区群艺馆等一批文化设施。这些新建筑落成时，附近的老百姓自发前来敬献哈达，次仁拉达特别开心。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治穷致富，是各个部门的中心工作，我们文化局自然也不例外。每次被抽调到基层工作组，次仁拉达都是工作组成员，同时也是我的翻译。我们在那曲县的罗马乡、双湖的查桑乡，一待就是几个月。我们在属于可可西里地区的双湖的留影至今还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次仁拉达经过几年的自学，已经是公认的高级翻译了，藏译汉、汉译藏、口译、笔译，都是一流的。我与牧民的交谈，他甚至把语气词都翻译出来了，我的一些简单藏话也多是从他那儿学来的。由于我们蹲点的地方海拔超过五千米，我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有一次大概有五六天没能睡